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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湘军高级中学团组织 揭秘左右江根据地:转战7000里跨五省区,红七军北上之路咋这么难

时间:2023-05-29 阅读:15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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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下旬,红七军前委在平马决定红七军向外发展,并“定在十月一日出发,出发前一日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同志到,故改在四日出发。”

邓拔奇带来了中央政治局6月11日《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和9月3日《南方局给右江特委七军前委并右江全体同志信》。

1、红七军北上的缘起

10月2日,召开前委会议,由邓拔奇传达中央决议案精神,和中央要求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去进攻柳州、桂林、广州的指令。

讨论时,邓小平、张云逸等认为红七军力量不足,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有困难;陈豪人、龚鹤村和邓拔奇则主张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最后,邓小平、张云逸同意执行中央指示,“待走不通时再说”。

邓小平给中央的报告中记述这次前委会议的结果是:

“我们接受了这个路线,决定: (1)改变军队编制为三师,留二十一师在右江作为发展一军的基础,由韦拔群同志任师长,十九、二十两师(每师两团)出发。 (2)因恐东兰士兵逃,同时与在桂黔边之第八军的一部联络,故大部由凌云转向河池,我及拔奇同志同到东兰布置右江工作及率原第三纵队出河池。 (3)在河池集中全军举行全国苏维埃代表(邓拔奇)的阅兵礼以鼓士气,并开全体党员代表大会。”

前委会议后,部队陆续离开平马。当红七军途经凌云县岗里屯时,与袁也烈率领的红八军第一纵队余部汇合,继续向河池前进。

邓小平和邓拔奇途经恩隆县北部的燕峒(今属巴马县)时,在燕峒召开右江各县区负责干部会议,布置红七军离开根据地后的工作。会后他们到东兰武篆与韦拔群率领的第三纵队到河池集中。

长沙湘军高级中学团组织 揭秘左右江根据地:转战7000里跨五省区,红七军北上之路咋这么难

11月初,红七军各部到达河池。7日,召开红军第七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在接受立三路线下开的”。

大会仅开1天,首先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传达中央6月11日决议案的精神和中央南方局给红七军的指示,“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三大口号之下,消灭两广军阀,阻止南方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进攻,完成南方革命。

2、北上两个月的损失

执行此任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起义,迅速打下柳州、桂林,向北江发展”。

大会在接受中央这一指示后,“认为执行这一路线不是先下柳州,而是要先取桂林,因为下桂林后才能与外面政治影响联系起来。同时估量到打柳州的困难,也必须以桂林为中心向柳州推进才有可能。不过在庆远、融县应创造相当基础,对柳州取一个包围的形势”。

因此,决定“绕道庆远、融县先出桂林”。

大会后次日,全军集中改编为师团制。第一、三纵队改为第五十五、五十六团,编为第十九师;第二、四纵队改为第五十八、五十九团,编为第二十师;“第五纵队及计划中之第六、第七纵队改为第六十团、六十一团、六十二团,编为二十一师留守右江。"

全军举行了改编阅兵大会。

9日,红七军军部率第十九、二十两个师7000余人,从河池出发;韦拔群率特务连返回东兰,筹建第二十一师,坚持根据地斗争。

11日,红七军向庆远进军,途中攻克怀远镇。这时,“敌约数百人过河,据河而守,阻我去庆远,据报庆远有敌一团人”。

当时,发生了是否攻庆远的争论。

一种意见“以为在执行新的路线,应攻庆远,且很可能。反对的意见认为,庆远是敌人重镇,敌必出死力守之,没有攻下的把握,如攻不下,攻回甚难,并且我们到桂林有一条大江相阻,如不迅速渡过,敌一注意很难通过。”

持后一种意见的邓小平和李明瑞“不但不赞成攻庆远,也不赞成攻融县”。

争论结果,前委“通过了不攻庆远,攻否融县到天河看情形决定”。到天河(今罗城)后,根据渡河情况,决定不打融县(今融水县),而经三防转移敌人视线,再到长安(今融安)渡河。

“次日,忽得报告说融县有一小河可徒涉到长安,故又临时决定到融县”。红七军行至天河四把村附近佛子坳,与来拦截的桂军覃连芳师遭遇。

这时,后面敌人也追来。红七军“前后作战,前胜后败,结果在天河附近与敌人相持三日之久”。最后,乃决定脱离敌人到三防。在三防因天雨,休整数日。这时,又发生了“进攻长安之争论”。

当时,战士们求战心切,大多数前委委员和指战员认为:“我军力量比敌军大,应进攻长安”,声言不打长安是“缺乏进攻精神”。

“经过党的干部分子大会热烈之争论”,否定了邓小平、李明瑞等“主张不取长安,绕道福禄过大江,过江后再战”的意见,“决议进攻长安。"

长安是桂北商业重镇。“其时长安已有重兵驻防了。敌人有两师,名义上六团。我们攻长安有五日之久,打得敌人胆寒,只有死守城内,白崇禧亲到指挥,斩断浮桥,背水死守,后得报告,敌人又加一师兵力,故决定撤退,退得非常之好,致敌不敢追出一步。长安作战的确建立了七军的威风,敌人称我军是全部的北伐老兵,但从实质上我们还是吃了亏”。

这一战红七军损失极大,子弹几乎打尽,干部死伤太多,部队疲劳,影响了士气。

红七军从长安撤退后,至福禄,向古宜前进。原拟经古宜到桂林,后闻古宜已有敌军教导师守对河(又一小河)无法过长沙湘军高级中学团组织,乃改经绥宁、武冈到桂林。12月21日,红七军进占湖南的绥宁,住了一夜,即向武冈推进。

到武冈时,原本决定不攻,后因得报告只有点民团守,故决定攻城,攻下后可以解决红七军的服装、经济问题(都是当时的急迫问题)。武冈城极坚固,民团七八百人死守城内待援,我军攻城至第4日,几破城而入,遇敌援兵三团赶到,红七军分散围城,一时兵力不易集中,急促退却,以致损失不小,士气大挫。

第五十团团长何莽在攻城时牺牲。退出战斗后,红七军经新宁,过资源,突袭桂北的全州。1931年1月2日,攻占全州县城,才得到了休整的机会。

经过近2个月在桂、黔、湘边的艰苦转战,未攻下一座大一点的城市长沙湘军高级中学团组织,部队却减员三分之一以上。

3、红七军的消极转战

这时,红七军官兵失败情绪甚浓。指战员们开始怀疑中央指示的正确性,迫切要求解答部队去向问题。为此,前委召开会议,讨论七军行动问题,决议目前不可再战,应有短期间之休息,并决定经湖南江华出连州、粤北江,至粤湘赣边界与江西红军取得联络。

并决议十九、二十一两师编为三团。会后,邓拔奇、陈豪人离开部队,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部队在全州筹得几万元经费,休息了3天。

桂军压来,部队立即南下,经灌县越过湘桂边界,7日,占领湖南道县。在此“仅驻两日知湘军已三方向道州前进,此时我军决不能作战,乃照原计划到江华。”到江华第3天,敌人又跟踪追来,部队边打边撤,翻过湘桂粤边的老苗山,又回到广西贺县的桂岭。

在桂岭住了4天,将红七军缩编为两团。干部降级使用。为振奋士气,龚鹤村任五十五团团长,李明瑞任第五十八团团长。两团组织比较完整,干部也较前充实,战斗力有所恢复。16日,红七军离开桂岭,出鹰扬关绕道东坡圩到星子。

21日,进占连州县城南郊商业区,在这里作了几天群众工作,并解决了一些经济问题。前委决定仍出星子经黄沙堡到北江。

2月1日,红七军经黄沙堡到乳源县梅花村(今属乐昌县),与湘南特委取得了联系,得知中央召开三中全会,并看到紧急通告。前委决定在“梅花一带工作,一切布置均是在创造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斗争,并补充红军。”正当“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几天内有相当的成绩”时,“得报告说邓辉一团追来”前委“认为是大好机会,乃决定布置并消灭该部,谁知一接触方知侦探报告之误,敌人有三团之众,且有两团系由乐昌赶来之生力军。

结果经过五小时的最激烈的作战,我们不能不失败了。”这次战斗,虽歼敌千余人,但红七军也损失了7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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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师长李谦、原团长章健等牺牲,全军干部损伤过半。梅花战斗失败后,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已无可能,前委遂“决定速出乐昌向江西前进,找到赤区作一相当时期之休息”,以期与朱毛红军汇合。

4、红七军北上会师的成功

2月5日,红七军在乐昌、韶关间的杨溪口抢渡乐昌河(即武水)时,被敌截为两部,邓小平、李明瑞率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一部,渡河后向江西前进。张云逸率未过河的第五十八团大部和特务连、后勤工作人员等,转到另一渡口渡河,进入湖南。

第五十五团摆脱敌人后,经仁化转入江西境内大余的内岭。

2月8日,到达崇义,找到了赣南行委之一路行委(管大余、南康、上犹、崇义四县工作),当即决定在该处工作,以崇义为中心创造巩固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同时加紧创造党的工作及整顿发展红军。

发展方向是粤赣大道长沙湘军高级中学团组织,实现扰敌后方的任务。并决定暂时取消前委,仅组织一团委,由邓小平“兼团委书记”。

在崇义休整20天,得到了敌人准备来的消息,当时赣南行委书记与一委员亦到,讨论结果,认为敌如来,群众基础极薄弱,红七军力量也不厚,很难站住,故决定到信丰去。

3月初,红七军团委决定派邓小平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团委书记由佘惠继任,政委由许卓代理。就在这时,“敌人两团及一些民团已来攻崇义城了”。第五十五团“未与作战即向过埠退去”,因去信丰之路被阻,遂北撤,到营前时,接到去上海途经杰坝的邓小平的来信,建议恢复前委组织,由许卓、李明瑞、佘惠、袁任远和张翼5人为委员,许卓任前委书记。

前委组成后,部队即向井冈山方向转移。到达遂川的大汾,得知永新是湘赣苏区的中心,遂向永新前进。

由张云逸带领的第五十八团摆脱敌人后,在梅花地方党的帮助下,在乐昌与坪石之间,找到渡口,乘夜偷渡过了乐昌河,进人湘南汝城县境,经三江口渡河转人桂东县境。这时,得知县黄泥潭有红军。

3月9日,攻占县,14日,在十都圩附近与湘赣边王震率领的红军独立第一师第三团会合。随即两支部队游击于湘赣边,并寻找第五十五团。4月初,终于在永新天河与李明瑞率领的第五十五团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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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会合后,于4月底,在永新召开红七军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反对和清算了立三路线,检查以往工作,规定今后战斗任务,选出了新的前委。

5月中旬,在与红二十师、独立一师配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取得了安福战斗的胜利。6月间,又连克莲花、袁州、茶陵、安仁、遂川等县,军威大振。

7月22日,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在于都县桥头与红三军团胜利会师,编入红三军团序列。至此,红七军的历史任务宣告结束。

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后,留下韦拔群、陈洪涛等少数干部在右江坚持斗争。根据红七军前委决定,韦拔群只带1个特务连回东兰,在此基础上,调集右江各县的赤卫军,扩编为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和独立团共4个团,组成第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政治部主任陆浩仁。并组织了师党委,以陈洪涛、韦拔群、黄松坚为常委,陈洪涛任书记。

1931年1月初,在恩隆七里区乙圩召开红二十一师成立大会。红二十一师成立后,立即开展保卫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右江地区的形势随着红七军北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除东兰、凤山等县外,右江沿岸各县相继为桂系军阀侵占,右江特委和苏维埃政府被迫迁入恩隆七里山区,各县苏维埃也都转入农村坚持斗争。

1931年3月至8月,桂系军阀以东兰、凤山为目标,对右江进行了连续三次大规模“围剿”,革命武装力量活动的范围愈来愈小。1932年10月19日,韦拔群被叛徒杀害。接着,陈洪涛也于12月9日被叛徒出卖而被捕,22日在百色英勇就义。

从此以后,右江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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