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上看见一篇文章，说的是有的人年纪轻轻为什么思想深度却远高于常人，用的是毛教员的例子。

例子当然是好例子，但是非常难得地能一个字都说不对。

教员确实是年纪轻轻却思想深度远高于常人，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也同样经历过相当长的迷茫期和困惑期。

我一向主张，要学习伟人的思想境界，但不要神化。造神的结果，就是忽略人的发展过程，把人塑造天生的英雄，这恰恰是伟人最反对的。

我开始留心报纸上的广告——彼时有许多学校开办，而且都用广告来吸收新生；我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来判断学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一个警官学校的广告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就去报名。但是，在受试以前，我看到一个制皂「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而且还可以有一点津贴。这个广告是动人的。它指出制造肥皂有巨大的社会利益，可以富国富民。于是我变换了进警官学校的念头，决定做一个制皂工程师。我又在这里交纳一元报名费。

这时，我有一个朋友做了法科学生，他怂恿我进他的学校。我又读了这法律学校的动人广告，里面保证了许多了不得的事情。它答应在三年之内教完一切关于法律的学科，保证学成可以立即做官。我的朋友不断地对我称赞这个学校湘军高级中学可以转公立吗，直到我最后写信回家，详述广告上的保证并请家人寄学费给我。我将自己的前途画成一幅光明的灿烂的图画给家人看，将自己画成一个法律学家和大官。于是我付去一元向法律学校报名，同时等待父母的回音。

但其中忽然又有了变动。这回是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另一个朋友劝我，以为国家正在作经济战争，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得胜了，我再花一元到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去注册而且录取了。不过，这时我还继续留心广告，有一天看到广告，描写一个高等商业公立学校的优美。它是政府开办的，课程繁多，听说里面教员都是极能干的人。我断定还是到那里学成商业专家比较好，出了一块钱去报名，随后将我的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父亲很知道有了商业智慧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而且留在那里——有一个月。

我们看一个人的经历，先想做警察，后来想去学做肥皂，再后来想学法律，法学课还没有上，就去了商业学校，结果上了一个月商业学校，就因为自己英语程度太差了，学不下去了。

我发现在这新学校中的困难就是一大半课程都是用英文教的，而我和一般同学一样，英文程度很坏，简直只认识字母。此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校中没有英文教员。我讨厌这种情形，就在月底退学，并继续阅读广告。

这像不像一个标准的迷茫青年，不仅迷茫，耳根子还软，全是「我朋友说」「我另一个朋友劝我」，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像极了一个互联网段子：

初从文，三年不中；改习武，校场发一矢，中鼓吏，逐之出；又从商，一遇骗，二遇盗，三遇匪；遂躬耕，一岁大旱，一岁大涝，一岁飞蝗 ；乃学医，有所成。自撰一良方，服之，卒。

然而这个青年就是毛泽东，不仅仅迷茫，而且观念也非常落后，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后来更发表一系列主张中国要做中国的普鲁士，要率先独立，像不像今天的键盘政治家。

这时候的毛泽东，年纪轻轻是年纪轻轻，但是思想深度真的没有高于常人，不仅没有高于常人，而且非常平庸，那时候的毛泽东，甚至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实际上毛泽东在19岁才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第一次知道地球是圆的，刚看到世界地图时，第一反应就是在上面寻找自己的故乡——韶山，可找来找去连湘潭都找不到。

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有句话：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这句对曾国藩的评价，总是被人引用，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只有24岁，时间是1917年，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念书，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也完全没有一点政治军事经验。

此时曾国藩是湖南历史上最有名、成就最大的人物，一个师范学校的年轻学生对其表示钦佩并不奇怪，更何况毛泽东的父亲是湘军出身，湖南湘潭这里的不少人物都是湘军出身，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耳濡目染的都是曾国藩胡林翼的书，崇拜曾国藩再正常不过，这时候的毛泽东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湖南年轻人，至于后来则把曾国藩视为刽子手。

那么到底人的思想是怎么转变的呢？

在湖南，对曾国藩其实一直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曾国藩吹捧为圣人，这批人以曾国藩的门生故吏居多，但是还有另一派人，以谭嗣同为代表，把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视为民贼刽子手，谭嗣同在《仁学》里把曾国藩贬低得一钱不值，「乃一径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逋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矣。」

谭嗣同有一个弟子叫杨昌济，杨昌济不但是毛泽东的老师，同时还是他的岳父。

正是到湖南第一师范以后，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对曾国藩的评价的变化只是他思想变化的其中之一。

毛泽东以前读的是什么书？《御批通鉴辑览》。

校中有一个国文教员十分地帮我，因为我有文学的倾向。这位先生借了一本《御批通鉴辑览》给我，其中有乾隆的诏谕和批评。

他看的曾国藩胡林翼的那些文集已经不能算是垃圾了，他这时候看的内容才是真的垃圾。

而杨昌济不但给他看到了更大的世界，还把他推荐给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让他担任助理馆员。

北平在我看来非常浪费，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杨昌济](35)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湘军高级中学可以转公立吗，结果被张作霖处决。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所以，一个人怎样才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思想深度远超于常人？

第一、就是遇到思想深刻的人。

如果毛泽东没有遇到杨昌济、李大钊，那么很可能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湖南青年，去想着做一个商业家、法官，而且以当时湖南的经济政治地位，很可能只能成为军阀的幕僚，普通的实业家。

第二、就是一定要离开原有的生活环境到更开明的地方去。

毛泽东思想的飞速转变，就是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和旁听期间，接触到各种在以前闻所未闻的人物，各种思想的碰撞，让他的大脑成为一个熔炉，诞生出新的思维。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在我服务北大时所遇的人中，有两个现在是南京的高级官吏，一个是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还有个加入共产党随后又成了所谓“第三党”的党员，再有一个则后来加入加利福尼亚的“三K党”。(36)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杨开慧，而且发生恋爱，后来结了婚。她是我的好友杨教授的女儿。

第三、学以致用，输出观点。

毛泽东在北京虽然没有引起重视，但是回到湖南长沙以后，他开始大量的输出自己从北京接触到的学问观点，并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观点。

回转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积极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湘军高级中学可以转公立吗，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动向的团体。这个书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大混蛋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去煽动反对张敬尧，当时孙中山在西南活动。张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

这就是一个人的成长，人是物质世界的回应，一个人年纪轻轻，之所以思想超越常人，就是因为他接触到了更多的客观物质世界，接触到了更多的知识和思想，才从一个迷茫青年变成一个有独特见解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