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4月，长沙街头到处都张贴着军阀赵恒惕悬赏缉拿毛泽东的布告，局面一片肃杀。一年前，毛泽东在长沙先后组织了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也彻底激怒了赵恒惕。

前因：毛泽东激怒赵恒惕

当年毛泽东领导了湖南学生的“驱张运动”，将皖系军阀张敬尧赶出了湖南地界，湖南本地人赵恒惕趁机率军进驻，成为了湘军总司令、湖南省长。然而换了省长，湖南人民的日子却还是依然如故，赵恒惕镇压工人运动尤其不遗余力。

彼时，在赵恒惕治下的湖南，不允许工人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残杀黄爱、庞人铨等工人运动领袖的血腥气息，还在三湘四水上空弥漫。夏明翰发动湖南各界人士示威游行。然而赵恒惕政府认为夏明翰此举有碍治安，将其取缔。

这样一来，赵恒惕自然就成为了毛泽东的斗争对象，在组织一次又一次的工人运动的同时，还在各报纸撰写时评，或痛斥，或抨击，或疾呼，笔调辛辣凌厉。《省宪经与赵恒惕》这样结尾：“赵恒惕这样万恶不赦的东西，居然还在那里假借名义大吹大擂‘护宪’，真不怕羞死湖南人！”

赵恒惕

在这年，赵恒惕跟自己的老上级谭延闿争权夺势，毛泽东与中共湘区特委公开支持谭延闿，这又遭到了赵恒惕的嫉恨。毛泽东也因此成了赵恒惕的眼中钉肉中刺，急欲拔之而后快，痛下杀手在所不惜。

被逼无奈之下，毛泽东安排好中共湘区的工作，离开长沙。此时，毛岸英才刚刚半岁，毛泽东本应该沉浸在初为人父的喜悦之中。而杨开慧已经怀上了第二个儿子毛岸青，毛泽东要携妻儿同行是不可能了，只得独自离开清水塘，秘密前往上海。

毛泽东虽然成功地逃脱了抓捕，但赵恒惕却从来都没放弃。就在这年年底，当毛泽东再次回到长沙时，赵恒惕还曾策划了一次严密的抓捕行动。当然，毛泽东最后还是成功脱险，而脱险的经历也颇为传奇，容后再叙。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后都做了哪些工作，又是如何重返长沙的。

在上海稍作停留，毛泽东会同一些同志前往广州，为中共三大的召开进行筹备工作。192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进入了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担任中央秘书，与陈独秀等人一起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核心，这年他30岁，正好是而立之年。彼时的陈独秀依然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对毛泽东也还是爱护有加，他在中共三大最后的工作总结中这样说道：

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湖南的工作，正是得益于毛泽东出色的工作能力，他不仅成功组织了多场大罢工，激发了湖南工人的革命意识。在党的组织工作上也极其出色，当时仅安源党员就达200余人，团员433人，党员人数占全国党员人数的1/3。

中共三大也确定了进行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路线，尽管党内有不少相左的意见，但毛泽东对这一路线是颇为支持的。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革命力量，在当时的情形下是十分必要的。不久后，孙中山也提出联俄联共的方针，不少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再次回到长沙是在1923年9月16日，毛泽东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没错，毛泽东这次的任务是筹建国民党的党组织。在此之前，国民党虽然革命多年，却是脱离基层群众，组织力量十分涣散。

毛泽东的计划是，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在常德、衡阳等地建分支部，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湖南总支部。在他的指导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使湖南成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因为在湖南出色的组织工作，毛泽东在后面的国民党一大中，还以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并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而彼时的蒋介石，还只有军职并无党职。当然，这是后话，就不细表了。

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部分成员在孙中山寓所合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

施救：赵恒惕亲自部署抓捕，刘策成暗助脱险

在湖南发展国民党组织的这段时间，毛泽东冒着风险在长沙、上海、广州之间来回。赵恒惕依然没有停止对他的通缉，依旧对工人运动血腥镇压。同时还关闭了毛泽东创立的湖南自修大学，那是号称最早培养革命人才的“职业学校”。

12月底，毛泽东从上海去往广州，取道长沙，赵恒惕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消息，亲自部署一个严密的缉捕计划。他把省会警察厅厅长刘策成等人找来，召开了一个警务工作会议，在会上布置了缉捕毛泽东的任务。

刘策成是赵恒惕的姻亲，他的儿媳妇是赵恒惕的侄女，任命刘策成为湖南省会警察厅厅长，也是赵恒惕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总之，赵恒惕对他十分放心，这才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刘策成接受任务后，立即单独召见了长沙东区警察署署长王建屏。王建屏与刘策成私交甚密，可以说是他的心腹，也是这次逮捕毛泽东的具体承办人。就在王建屏准备表示决心时，刘策成的话却让他感到意外：

赵恒惕要缉捕毛泽东。毛泽东是我的学生， 你设法把这信息传给他，既能使毛泽东脱险，又能使我向赵省长圆满交差。

尽管如此，为人正直的王建屏并没有多问，他很谨慎地把此事交给自己的随身警卫万震侯、周维武，两人连夜赶到清水塘毛泽东的住处通报。然而，当晚毛泽东并不在家，他们俩又赶到仓后街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会址，面告毛泽东。两位警察能够轻易找到毛泽东，可想而知当时的境遇是多么的危险。

第二天一早，王建屏率领长沙东区警察署的警察们，大张旗鼓在长沙市区四处搜捕毛泽东。赵恒惕在他的官署里等着，在他看来，这次完美的部署必定能抓到毛泽东无疑。结果，显而易见。

毛泽东在当天清晨，已经悄悄离开了长沙，依然是独自离开。这时，毛岸青已经出生月余，毛岸英正牙牙学语，杨开慧带着俩孩子，仍然不便远离。在离开前，毛泽东写下一首《贺新郎·别友》的词向杨开慧倾诉离愁：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王建屏“扑了个空”后，回来报告浏阳湘军高级中学，赵恒惕连道惋惜。直到许多年后，逃到台湾的赵恒惕接受记者采访，在被问到当时为何没能杀掉毛泽东时，他还苦笑道，“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他的能量太大了。”他至死也不知道当年的严密部署被泄了密，也就更不知道泄密者就是他信任的姻亲刘策成了。

理由：“狂傲先生”与“出格学生”理念相近，意气相投

刘策成为什么要救毛泽东呢？最表面的原因，当然就是他跟王建屏说的，毛泽东是他的学生。1916年，刘策成由学监主任方维夏推荐，受孔昭绶校长之聘，兼任湖南第一师范历史教员浏阳湘军高级中学，所教学生中就有正在该校读书的毛泽东。

毛泽东对这位历史教员也是印象颇深。刘策成在第一堂课上，身穿粗布长衫，腰系布带，头剃平头，脚着布鞋，如同农村农民，特立独行。最重要的是，刘策成对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如数家珍浏阳湘军高级中学，上课从来都不带书本，被大家称为“活历史”。

生性狂狷、博闻强识的刘策成，让年轻的毛泽东钦佩不已，每次一下课，他都要“逮着”刘策成问东问西。而刘策成对于这位学生，也是打心里喜欢。狂傲的先生，遇上不拘一格的学生，两人建立了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

刘策成对于毛泽东的看重，也可以说是他在生死时刻施以援手的深一层原因了。那时，刘策成在日记上曾写过这样一句话：润之，该生意气锐，思非凡，天纵奇才也！在毛泽东遇到的老师中，发出如此感叹的人不少，但写在日记上的，大概不多人了。

后来，毛泽东办文化书社筹款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这位刘先生。究其原因，一是两人脾气相投，二则是刘策成已经不当教书先生了，当了几年官，攒下了不少钱。毛泽东料想得还真不错，刘策成收到学生来信，二话不说，拿出自己全部家当300块大洋送给毛泽东，声称自己要“入股”书社。

这事可见刘策成对毛泽东的厚爱，这可不是什么吕不韦式的“押宝”，而是刘策成本身就是一个思想激进的人。他虽然在政府当着官，思想上却是一个标标准准的革命派。早在他当中学校长时，就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反对袁世凯称帝，鼓吹革命，因此还被判了15年刑，直到袁世凯死了后，才得以出狱。

刘策成弃教从政，先后任浏阳、衡山县长。他任衡山县长时，衡山人民称他为“刘青天”。当时衡山有民谣：“登上祝融峰，水秀山也青；来个好清官，就是刘策成。”离任时，老百姓给他送“万民伞”。周敦颐有“出淤泥而不染”之说，大概说的就是刘策成这样的人了。

对于当“青天”的准则，刘策成还曾汇总为十条标准，其中有“解除贫苦农民头上的三把刀（即地租剥削、劳力剥削、高利贷剥削）”；“改变官场陋习，树立官场新风，反对贪污，凡有贪污者，必严惩不贷”；“为民办好事，做治贫富民的好县长”，这些理念，跟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虽然立场不同，但所追求的目标，则是异曲同工。

可以说，在追求“解放劳苦大众”的相近理念，才是刘策成决定冒险相救毛泽东的最根本原因了。在官场多年，他也看透了当今政府的黑暗，一个个打着革命的大旗，一朝夺权后，无不做着鱼肉百姓的勾当。而毛泽东这些年在农民、工人间所做的一切，才是真正的为穷苦人的革命啊。

后续：刘策成连写三封信求工作，毛主席暖心安排

刘策成救了毛泽东后，依然当着湖南省会警察厅厅长，但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保护和修缮名胜古迹天心阁上。1925年，赵恒惕被赶出湖南后，刘策成也退出了官场，潜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庄子，撰写《庄子集解内篇补正》。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策成还曾上书蒋介石，劝他跟共产党联合抗日，因此也得罪了蒋介石。1939年，刘策成专程到衡山拜访在那里视察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他，毛泽东曾讲起过那年发生在长沙，老师救学生的故事。刘策成也多次请徐特立告诉毛泽东，他赞成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然而，刘策成并没有像毛泽东的另一位老师——徐特立那样，50岁加入共产党，参加自己认同的革命道路。自1941年起，对当局心灰意冷的他潜心学术研究，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撰写他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上。

建国后，刘策成很高兴革命成功，他当年想要解除的“贫苦农民头上的三把刀”彻底解决了，已经年过六旬的他也别无所求，唯一的志向在于自己多年研究的学术成就不知能否发挥之所。为此，他提笔给当年的学生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先问了一下自己当官攒下来的那些钱要怎么处理，最重要的是，提出能否到北京的文史馆工作。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是1950年8月份，看到昔日铮铮傲骨的老师给自己写来这一封“求工作”的信，主席心里也不是滋味，一方面他不能开这个帮人安排工作的口子，一方面对于这位老师心里十分敬重，也深知他确有真实学问。犹豫再三后，毛泽东还是给老师回了一封信：

策成先生：来信收阅，甚悉。家庭土地财产，一切交农会处理。至于你要工作，不需来京找我，我跟湖南有关同志打了招呼，你可去长沙找省长程潜即可。

刘策成拿着这封信去找程潜，程潜看到毛泽东的信，特别将他安排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事，那里待遇比省文史馆要好一些。但刘策成显然对待遇并无追求，还是心心念念自己的学术研究，于是又接连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第三封信。

毛泽东每一封做作了回复，其中在第三封回信中写道：

策成先生：大示及所为《齐物论集解补正》收到，甚谢。工作一事，已函告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请与该部接洽为荷。

刘策成终于如愿以偿，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聘书，特聘刘策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不久，他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由中华书局顺利出版。这本书，后来成了建国后庄子研究最有权威的书籍之一。

中国有句老话，叫“吉人自有天相”，放在毛主席身上也不可为不恰当。美国人斯诺到西北见到毛主席时，就曾对主席大难不死的传说感到惊讶。他好奇，蒋介石一直用巨额悬赏缉拿，可毛主席每次都能大难不死。斯诺大概还不明白，在蒋介石之前，毛主席就曾多次脱离险境。

当然，玄学的东西我们无法去深究，但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之所以能屡次脱离险境，更多还是有刘策成这样的“贵人”在身后相助。或许称为“贵人”也并不是那么妥当，因为“贵人”出手的前提，是因为毛主席一心一意为广大民众的付出。

谨以此文，向毛主席及他身后默默支持的“贵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