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毕业季，又到一年求职时。行业的变化，影响着每一个求职者的选择。热门行业，求职者总是趋之若鹜。民国长沙哪些工作最吃香？

20世纪初的高级店员、账房先生是长沙人十分艳羡的职业，30年后，长沙城内出现薪水高风险高的电工职业，抗战爆发前后，照相业因为人们留影的时髦追求，抚慰受伤心灵的需求，变得红火。摄影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工作。

尽管如此，民国期间，长沙城内始终很吃香的工作，还是当兵。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如何变得更加现代，自湘军崛起以来，湖南人一以贯之的从军“民气”，仍有着坚强的惯性。文/本报记者杨湘徽

“法律工业文学不足糊口”

民国初建，湖南人找工作，当兵很是吃香。

从1911年到1938年这段时间，长沙经历过北洋军阀内部南北派系战争、驱逐张敬尧运动、北伐战争等，1938年后，长沙更是经历了四次会战。战争催生的最大职业便是军人。

当兵的最大目的还是谋生。有研究表明，长沙当时“一个士兵的收入约等于一户自耕农的收入，只有小地主的收入才比他的情况好一些”（引自《湖南社会史》），当兵“有吃有穿，有钱用”。何乐而不为？

甚至读书人也如此认为：“法律、工业、文学都不足糊口，倒是一旦成为将校，就有立身的捷径，因此，连有数之有钱人、政治家的子弟，也志愿成为军人。”（1935年，日本学者松本龟次郎《中华民国留学生教育的沿革》）

于是乎，坊间流行“若要升官，只有枪杆，越拖越大，军旅师团”。

曾在1920年到1926年担任过湖南省长的赵恒惕，对湖南人当兵的印象很深，他回忆说“此一时之风气”。

有数据表明，湖南在辛亥革命前只有新军5000人。1912年，长沙5万多人当兵。《湘事记》记载：“一时城中庙宇、公所、客栈，无不高悬招兵旗帜，车轿担役、流氓乞丐，皆相率投营当兵”。而进入1920年代，湖南省有8万多人为张敬尧、吴佩孚军队效命，湖南省宪法颁布之后，湖南省军队人数再增至8万多人。1935年，湘省军人已达10万大关。抗战八年，203万湖南人应征入伍，抗击日寇，全国征募兵员数量，仅次于四川。

湖南出现“武人当政”局面

除了谋生，湖南人当兵的另一目的，便是为当官做准备。

《湖南社会史》研究表明，民国建立到结束这段时间，湖南可谓“武人当政”。

一份民国时期湖南历届省政府主席（都督、督军）出身任职情况表显示，16位省主席（都督、督军），有14位出身为军人。

如衡山人赵恒惕，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曾在武昌起义军中担任旅长。永州人唐生智，曾在1926年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他出身湖南陆军，做过湘军第四师师长。又如醴陵人何键，他在担任省主席之前，曾是三十五军军长。

他们都在军队任过职，大多数人第一份工作与军队有关。唯谭延闿、刘人熙，在爬上湖南省长职位之前，其第一份工作与军方无涉。

当兵之后好当官，基层地区更加明显。1940年代，湘西王陈渠珍势力被清除后，20多个县的县长大多被军人当了。

[其他好工作]

高级店员、账房先生

1904年开埠后，长沙码头成为近代经济输血的一个针孔。“一些洋行陆续随着轰隆隆的轮船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百货、日杂、五金等（但几乎没有工厂），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到1913年，长沙百货店达300家。”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先枢特别提及，“工种开始细化，当时的高级店员、账房先生等都是很吃香的工作。”

比如八角亭附近的大盛绸布庄，30多个股东引来上海新货，对员工的管理已冒出近代公司的芽。员工可以入股，工资每月为15到30银元，还有年终奖，职工按6.6成分红，这种收入算是白领的中上层。至于福利，每年在春节、端午、中秋三节加发工资一个月，每月假期也有明文规定，城里的每个月休三天，乡下的每月休四天，遇事可请假。超期扣薪。

而你如果在绸庄找到工作，老板也会给你穿上工作服。在介福昌，店员穿着长衫，戴瓜皮帽。大盛绸布庄要求，店员热天不准穿短裤拖鞋，要勤理发，勤刮胡须，勤换衣服，衣着仪表保持整洁端正，时人谓之“盛派”。

开埠也开风气。报馆这一西式事物也进入长沙。民国初年，《长沙日报》、《大公报》相继创立。此时冒出来一种“新闻抄者”即通讯者记者长沙市湘军高级中学对面理发店，“记者”、“编辑”这门行当，在长沙生根。“他们发的稿，常常是政府机关的政令尚未出门，新闻就已见报，而且与正式公文一字不差。”陈先枢说。

这些新闻从业者通过笔伐加速社会秩序的改变，并获得特殊权威，得到百姓的“打赏”，成为新生职业里的吃香工作，比如《力报》的主要创办人严怪愚便经常“混迹”于高消费的咖啡馆。

电工、泥木工

1930年代，湖南省政治相对稳定，诸如工矿、电力、交通运输等实业获得发展空间，电力、营造工人，以及泥木工成为求职者的一时之选。

年近90岁的陈靖中老人提到自己的童年时长沙市湘军高级中学对面理发店，仍然记得松桂园2号的陈家老屋有天井，房前屋后还有荷花池，金鱼塘。“我爸爸是个木匠，当时还是‘长沙泥木工会’主任……”

“那个时候的电工是一份吃香但高危的职业。因为当时在湖南电灯公司上班的人知识欠缺，加上产品落后，所以经常出现短路的故障，工伤是常有的事。”长沙民间老画家杨克起回忆，同样高危的职业还有电影放映人。“长沙人喜欢看电影，但当时的胶片只要在放映时一卡就着火，所以电影院是娱乐场所也是火灾重地，每次放电影时，电影院门口都会架着一辆消防车。那是个简陋的、需要人工手压的水泵式消防车。”

理发师、摄影师

1935年，著名的“上海南京美发股份有限公司”开业，即使文夕大火烧毁后，仍在搭棚营业，1946年从香港引进美国电剪、化学烫发水、洗发香皂等，月营业额高达8000银元。“我记得我妈妈有一次去南京理发店烫头发，从下午3点烫到晚上8点才回，那个波浪卷当时真是漂亮啊！”杨克起说。

发型是民国时期优裕者的一个标签，精心打理的过程也是一种心理抚慰。而照相业则可以弥补心理创伤。1926年北伐战争胜利，大批军人涌入照相馆，拍摄复原相片，当时相片多得只能用箩筐装。在短短的药王街里有北绘素楼、锦华丽、裕新、华丰等六大照相馆。当时照相师傅每人每月工资多达四五十元光洋，这在当时长沙商业中是少有的。店内职工除工资外，伙食亦有企业免费供应，年终还有分红。抗战八年离乱，人思团圆长沙市湘军高级中学对面理发店，拍照留影者众。

[数字]

1937年，长沙理发店多达2700余家，1949年长沙市仍有理发店330多家，从业人员1070人，是长沙市劳务性行业中职工人数最多的一行。

1930年代，长沙大小报纸多达二三十家。街头巷尾的一些私人住宅，挂上通讯社招牌的随处可见，通讯社比报社还多。

泥木工曾发动罢工，当时应约而至的人有6000多名。1947年，全市共有大小照相馆20多家，职工共约200人，一家照相馆成为后起之秀，这便是老长沙人众人皆知的凯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