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跃龙（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党组副书记）

在民国时期的湖南主流社会，有一位特殊的“大人物”，他办过实业，在政界游走，当过省政府代理主席，但终究不是纵横捭阖的政客，而是一位正直无私的爱国人士，立己立人的教育家，一介文人。这位湘贤就是曹典球，阅尽清末民国的风云变幻，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政初始，1960年以84岁高龄在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任上去世。

寒门出贵子

曹典球，字籽谷，号猛庵，长沙县东乡曹家坪(今黄兴镇)人。其父曹广滋，大约因为湘军的原因在安徽省城安庆以缝纫谋生，识得当地女子江氏而成家。1877年7月29日，曹典球生在安庆。1881年江氏在长沙县病逝，加上曹广滋不善经营，家境十分艰难，只好将曹典球过继给远房族伯曹广琎为子。曹广琎也只是一位以授徒为业的穷秀才，但后来得到任郴州州学训导的机会。曹典球聪明好学，即随养父到郴州生活，始读四书五经，学经史词章。当时的郴州地瘠民贫，距长沙遥远，有“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之谣。曹典球在嗣父的教导下，靠少年苦读改变命运。1895年，曹典球一帆风顺通过考试，与杨昌济、徐特立为同科秀才。1897年，曹典球又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因思想活跃，追求维新思潮，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赏识。次年，朝廷为破格选拔人才，举办经济特科考试。陈宝箴举荐曹典球以湖南第一名的身份参加特科应试，后因戊戌政变发生，考试停止。但参加经济特科的经历，为曹典球今后在实业界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他所结识的梁启超、谭嗣同、谭延闿、熊希龄、范源濂、唐生智等人物，为曹典球日后不同阶段在北京政府、北伐军、湖南省政府中任职和兴办教育等提供了广泛的人脉资源。

1903年，曹典球应谭嗣同、唐才常的老师欧阳中鹄先生之邀，到浏阳县立小学堂任总教习，从此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次年，经熊希龄推荐，曹典球到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任教。执教之余翻译了日本崛田璋左的《外国地理讲义》一书，这是当时最完善的外国地理教材。此外，他还编写了《朝鲜史》《安南史》《缅甸史》等书，在优级师范和中学使用，解决了当时学校史地课教材缺乏的难题。1908年秋，就任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在职4年，首次创办了矿业、土木、机械、化学、铁路等专科，为湖南高等工业专科教育打下了基础。他从中国自然科学的落后和清政府的腐败中认识到，要使中国富强起来，非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不可，强调“教学以理论与实习相结合为主旨”的原则，兴建实验工场，重视实验课，并亲自带领学生做实验。

1912年春，蔡元培任南京政府教育总长，委曹为教育部主事。同年秋，时务学堂的同学范源濂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委曹为教育部秘书。1913年，熊希龄出长北京政府内阁，荐曹为国务院秘书。1914年初，任财政部汉阳造纸厂厂长，着力恢复厂务，改造设备，聘请美籍工程师，造出了多种优质纸张。袁世凯称帝后，曹典球愤然辞职回湘。讨袁胜利后，谭延闿第二次督湘，曹典球受邀组织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会合办湘雅医院和医学专门学校，被推选为会长兼湘雅医学会董事。

1922年，曹典球用自己多年积蓄创办文艺书院。同年夏，任长沙市政公所总理，在职两年多，完成了长沙市环城马路的建设。1926年，湖南省省长唐生智委曹为教育司司长。北伐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秘书长。1929年，谭延闿出长南京政府行政院，委曹典球为湖南省政府委员。1930年，曹典球兼任湖南大学校长。1931年底，曹典球被任命为省教育厅厅长。1936年2月至1937年5月，何键曾一度委曹代理省政府主席。1937年底省政府改组，曹典球被除去省政府委员职务，乃专心以育人为己任，办文艺中学，并将六十大寿所得贺礼万余元全部用于建设文艺中学的实验室和图书室。抗战期间湘军高级中学日常，文艺中学由长沙迁宁乡、安化、湘乡等地，曹典球随同师生转徙流离。1946年，文艺中学回迁长沙，曹典球任校长，并在湖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兼课。湖南和平解放后，曹典球得到党和政府礼遇，将文艺中学无偿交给国家。

一人何奇？曹典球出身贫寒而终成民国湖南官场的一股清流，诗耶、儒耶、官耶、商耶？在名家辈出的湖南教育界，曹典球以其教育行政首长、国立大学校长的多种履历、私人办学的理念和实践，成就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省政府代理主席

曹典球不是政客，一生都未加入国民党，从政非他所愿亦非所长，但他做官做到了省政府的代理主席。因为与谭延闿的关系很好，谭当国民政府主席后，委任曹典球为湖南省政府委员，从1929年11月起到1937年11月，长达8年之久。1931年底，曹典球还被任命为省教育厅厅长，当时的省政府只有民政、财政、建设和教育4个厅，权重可见一斑，他还一度兼任湖南大学校长。

1936年2月，因为省主席何键在衡阳设立“剿共”指挥部的原因，曹典球的“官运”走到他人生的极致，至1937年5月，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省政府代理主席。

当时省政府的秘书长是何键的醴陵籍老乡易书竹。易是追随何键从军的发小，为什么代理主席不是何键的亲信易书竹而是大好人曹典球呢？大概有这么几层原因：一是曹典球与何键私交不错，而曹为人正直，不搞拉帮结派，何键放心曹典球这个人；二是曹典球得到上层和同事的广泛尊重。有一次蒋介石到湖南视察，与何键、曹典球二人照相，蒋站右，何站左，让曹典球居中，说明他人望高；三是何键不想给人落下醴陵帮的口实，用曹典球做代理主席展示他的公道正派。事实上，在曹典球任代理主席期间，省政府的工作仍然由秘书长易书竹实际把控运作，形成一个类似的三人小组，即易书竹、教育厅厅长朱经农与曹典球，朱经农是海归，一位学者型的领导。这个核心团队为省垣新闻界一晚报讥讽为“一槽猪（谐音易曹朱）共主湘政”，当时传为笑谈。见报次日，曹典球与朱经农在万国戏院看京剧《铡包勉》，苦笑对朱曰：“铡无龙虎狗，官有易曹朱。”他一生喜作诗联，此联幽默风趣，拿自己开涮，得到了“水晶球”谭延闿的真传。“一槽猪”是湖南官场的一则老典故，与二三十年前湘潭新旧两派斗争、驱逐叶德辉相关。“易曹朱，黄叶蔡”之谣，“易”是易味腴，“曹”是曹毅亭，“朱”是朱德裳，“黄叶”则指守旧人物王先谦和叶德辉，谓“一槽猪势吞黄叶菜”，湘潭方音，黄、王不分，“蔡”字谐音菜。

曹典球做的是国民党的大官，何键为了笼络他，要送一栋公馆和小汽车，按当时的制度和风气，本可坦然受之，用心回报，但他坚决不受，引为奇谈。省里一些重要决策或案件，或者重要的死刑判决，最后都要由省主席“画行”才生效。代理主席期间，他当然也要画这个“行”。但他的原则，凡是死刑判决他就一律不画。这中间当然也有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被杀害的案子，他就避免了插手其事。张治中是没有和红军打过仗的国民党将领，曹典球这样做类似张，虽不一定能挽救了谁，但用他自己后来的话来说：“我混迹官场这么多年，没有制造或判处过任何的冤、假、错案，足慰平生矣。”

曹典球的好人缘，也在长沙传为佳话。据为毛主席做过饭的湘菜大师石荫祥在解放后回忆，1936年走马楼的曲园酒家接到一单生意，是省政府曹代主席六十大寿，摆席102桌，空前的盛况，成为民国长沙餐饮史上高档寿宴之最。

与毛泽东的交谊

《呈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中共湖南省委一位同志乘车来我的住宅司马里十一号，说：“毛主席请你到省委去晚餐，并顺便去接李淑一、杨开智两先生。”因他不熟悉李、杨二先生住处，我便同他一起去邀请。不一会，我们三人一同乘车到了省委办公厅，程（潜）、唐（生智）、周（ xx ）副省长均已在座。不久毛主席偕同周小舟书记到了客厅，毛主席与我们一一握手，并与李淑一先生谈起《蝶恋花》词事。主席说：“因为当时李淑一送了我一首怀念柳直荀的词，词中之意，都是代淑一写的。”我说：“正好为《蝶恋花》添一个本事注脚啊！”主席精神饱满，和蔼可亲，犹是少年时代的风格，令人欣喜。我随后作了一首旧诗，纪念这次的会见。

船山星火昔时明，莽莽乾坤事远征。

百代王侯归粪土，万千穷白庆新生。

东风已压西风倒，好事原由坏事成。

幸接谦光如夙愿？雅惭无以答升平。

这首七律见之于曹典球1959年未刊手稿，作于6月28日。当天下午，毛泽东从韶山回到长沙，在天心阁公园宴请程潜、唐生智和曹典球、李淑一、杨开智等人，并合影留念。照片第一排左起为：童小鹏(国务院副秘书长)、周小舟、曹典球、程潜、毛泽东、唐生智、李淑一、李崇德(杨开智夫人)、杨开智、周世钊，后排右起为：华国锋、王任重、谭余保、柯庆施、罗瑞卿、周惠、李瑞山。

大概因为曾看到了1955年曹典球在杂志上发表的两首七律，毛泽东对大家说起长沙老城：“听说在1923年，是曹老先生的一股刚劲，才保留了长沙的这段古城墙和天心阁，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并竖起了大拇指，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曹典球忙起身推摇双手说：“感谢主席的嘉言！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接着有人说：“可惜文夕大火把天心阁烧了，真是太可惜了！”毛泽东说：“过去的事已成为历史，现在的权力在人民大众手中，别着急，今后，天心阁还可以重建嘛！”

曹典球的这首述怀之作已收录在公开出版的《诗文集》中：

《乙未十月十三日，同芸阁、抱圭登天心阁看菊花会》

其一

在昔崩城迹未堙，尚余高阁镇湘滨。

黄花迎我秋容改，赤帜横空市面新。

不让会春夸霸业，因留傲骨度霜晨。

偕游尽有忘形友，漫比陶潜咏士贫。

其二

高阁何由得此名，清初明代尚纷争。

天心那得人窥见，地骨应同岳构成。

新植黄花无瘦损，分流碧浪示和平。

忍思少壮登临日，狂笑翻催老泪横。

自注：余曾理长沙市政，彼时正拆城墙，工未竟，群议将天心阁毁去，余力辞不可，今得保存。

诗是好诗，但老先生在主持市政建设的过程中，力保了长沙的这一地标，确确实实是为历史名城做了一件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大好事。

这是建国后曹典球唯一一次与毛泽东的会面，程潜、唐生智是民国元老，地位高于曹典球，毛也多次与他们相见。从邀请的范围来看，有毛的妻兄杨开智夫妇参加，那么宴请的主题之一应该是感谢曹典球在三十年代对毛岸英三兄弟和杨家的搭救之恩。

汉口“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湘领导秋收起义，带部队上了井冈山，妻儿则滞留在长沙和板仓岳父家。杨开慧母子四人与杨开智一家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下，东躲西藏。杨开慧被捕后，一些极端官员扬言“要诛毛泽东的九族”，曹典球与李肖聃、柳午亭等人一起，参与了营救。曹典球直接找到何键缓颊，反对罪及妻儿的连坐做法，被何键斥为老糊塗、书生气。当时毛岸英兄弟三人流落长沙，情况危急。曹典球用200元雇了一条船，由杨家保姆先护送到武汉，再辗转到了上海。当时，杨开智也是要抓捕的对象。一次被特务跟踪到了湖南大学，他看到曹典球正在上课，便藏身在他的讲桌下面。特务们追到教室，被曹典球训斥，只得悻悻离去。

这些旧事，曹典球在解放后告诉了家里人，如其幼子曹修易、孙辈曹治询。以曹典球的君子风度，当不至于粉饰夸大。曹住司马里，杨开智一家居五堆子，咫尺之间交往甚密，说假也不易。毛家不忘旧情，1950年，毛岸英第一次回湖南，带上人参等礼品看望曹典球，当然是毛泽东的亲自安排。

曹典球还对子孙辈讲述过一次与毛泽东的“凉亭对”：长沙“马日事变”前夕，曹典球邀约毛泽东在家中后花园凉亭里长谈，论点是共产党能不能在中国取得胜利。曹典球认为中国的条件与苏联大不相同，搞共产革命恐怕为时尚早，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毛则认为中国比俄国穷，不必走俄国革命的老路，也可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社会主义。两人争得互不认输。最后毛说“你等着瞧吧！”曹典球对其孙曹治询说：“他硬是搞成了，我服输了！”这大概是曹典球和毛泽东交往中最具实质意义的一次。

建国后湘军高级中学日常，曹典球先后任省军政委员会顾问，省人民政府参事，第一、二届省政协常委，第一、二届省人大代表，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他应该是不止一次写过诗和信寄给毛泽东，毛没有和诗并直接回信。但毛泽东还是在给一师同学周世钊的回函中多次表达了对自己尊敬的前辈的问候。

如1955年10月14日：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承录示程颂万遗作，甚感，并请向曹子谷先生致谢意。”

又如1956年12月29日：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信及诗收读，甚快。某先生楚词，甚想一读。请你代候蒋竹如兄，又请你代候曹子谷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

其中，“某先生楚词”当指刘永济的《屈赋通笺》。刘是湘军刘坤一之后，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名教授。毛泽东对楚辞情有独钟，所以“甚想一读”。1956年，曹典球完成了文史研究馆编写《南岳志》的工作任务，全书有40个条目，约2.7万字。对一位年尽八旬的老人，实属不易，他把稿本誉正一份寄给了毛泽东，并附了一首诗。我们在他的未刋手稿中找到了这个稿本，但不知什么原因，曹将题目定为《人民的南岳》，在下面加注了一行字“即《南岳志》一九五六年写”，大概有南岳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之意吧！

1996年，我在参与新编《南岳志》出版时闹了一出笑话。因为从周世钊之子周思源处看到毛函的复印件，以为信中的“南岳志”是指李元度的《南岳志》，如获至宝，当即以此3字作为新志镀金的书名，并在内页套印了毛的这封信函。外界还真不知道曹典球曾写过一部《南岳志》，毛主席说的“南岳志”指的就是曹馆长的大作。

一生用情是教育

“四十年来老讲师，三湘教育赖维持。遥维雨化春风里，十万儿童献祝词。”这是1936年曹典球六十大寿时一位学生的祝寿诗。曹典球两度任湖南大学校长，也出任过省教育厅长，创办私立文艺中学，更是耗尽了他一生的心血，说他是教育界的第一号人物当不为过。

曹典球养父曹广琎以教书为业，曹典球从1903年任浏阳县立小学堂总教习起，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教育生涯。1908年，湖南学政吴庆砥委任曹典球为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监督，他首次将原办的矿业、土木、机械、化学等3年制专科，改为4年制本科。其中的矿业、土木（含路桥）等专业逐渐演变为今中南大学矿、土木两学科的前身，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如他的学生李国钦，留学伦敦皇家矿业学院，发明“碳化钨李氏冶炼法” 。李国钦因担任华昌公司驻美代表成为巨富，为表达对恩师的感谢，馈赠重金，曹典球把这一笔钱用在建设文艺中学上面。另一名学生李承干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兵工署副署长。1910年起，高等实业学堂附设专门培养中等实业学堂教员的实业教员讲习所，该校成为湖南第一所多学科性高等工业学堂。清政府学部曾评论：“中国自北洋大学堂外，工程学科未有如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之完善者。”曹典球是湖南省职业技术教育的开创者。

1922年，曹典球用自己多年积蓄，创办私立文艺中学。“艺”即“科学技术，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他认为教育救国“要的是科学，要的是经济，要的是人才”，乃以育人为己任，其六十大寿时所得贺礼万余元全部用来建设文艺中学的实验室和图书室。

曹典球历尽劫难办教育是在抗战期间，当时他已年过六旬，步入老境。日军炮火抵近湖南后，他要考虑文艺中学和一大家子南迁。知向谁边？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他们先撤向宁乡，但宁乡咫尺长沙，显然不是久留之地。再往西南行，便到了安化，先暂住仙溪，后往稻谷坪。1939年8月，曹家和文艺中学再迁湘乡县杨家滩佩兰堂，主人是湘军一位刘姓将领的后裔。因为局促，1942年，曹典球又将初中部搬到谢家大屋，1944年将高中部迁到更远的桥头河正谊草庐。

他们形同逃难的灾民，搬迁路途的艰辛一言难尽。要组织人员把图书、仪器、办公用具、课桌等装箱、捆扎、搬运，租赁船队沿湘水、沩水、涟水溯流而上。河里湾道暗礁多，还要一坝一坝地过，有时坝里水浅过不了船，有时因为船太多排不上去，有时船触礁进了水，这样，一个地方要很久才能过去，有的甚至要等几天，遇上雨雪天气更是苦不堪言。曹典球年岁已大，间或借舆轿代步，大部分时候要靠自己的双脚走路，翻越崇山峻岭，通常走上好几天才能到达。既要防止敌机轰炸，路上还要避开日寇，只能走小路，否则就有性命之虞。往往一次搬迁要一两个月才能完成。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们所吃的苦、所受的累，非常人可以想象。没有课堂，树林里、墙壁上挂块木板就讲课；没有课桌椅，坐在地下听课，伏在膝上记笔记；没有食堂，同学们分点米，扯些野菜解决吃饭问题；没有浴室，就在池塘中洗脸洗澡。

为办好学校，曹典球动员留学日本刚回国的四子修宪在学校任教，自己还在主持校务之余亲自任教国文、历史。还有大量难民不断向文艺中学涌来，为此，曹典球在学校最困难的时候设立了临时收容点，把自己仅剩的粮食拿出来救济难民。妻子许孟弼则独自全力承担起勤俭持家责任，1944年夏终因操劳过度去世，年仅58岁。伤心欲绝的是，春秋正富的曹修宪也在学校病故。当时，曹家生活极其艰难，妻儿去世，堂堂原省政府代理主席竟无钱安葬，还是湘乡士绅周咸和仰慕曹典球的才学人品，义赠两具棺木才得以安葬妻儿。为了增加收入，曹还兼了国立师范学院的国文课。在湖南大学工作的朋友知道曹典球的窘况后，联名写信邀请去时迁辰溪的湖南大学任教湘军高级中学日常，但曹身为校长哪能不管学校，只能谢绝。

家国蒙难，但弦歌不绝。在曹典球的苦撑之下，文艺中学仍然人文荟萃。曹典球非常仁义，他聘用了叶德辉之子叶启勋在文艺任教，为藏书家后人保留了饭碗。马宗霍、刘永湘和张舜徽等先生都在文艺任过教，曹典球还开出了较高薪资。刘永湘月薪28元，每课时有7元；张舜徽每课时8元。而当时在湖南大学教英语的曹修干，课时费还低于文艺老师的报酬。曹典球厚待老师可见一斑。

曹典球重视教育，对学生倾注了满腔热情。他保护进步学生，为家庭困难的学生免学杂费，多年后回忆老校长的感恩文章很多。1950年代在湖南日报社被划为“右派”的钟叔河在1947年考入文艺中学，他年轻时激进好动，有点要民主要自由不要命的架势，经常参加示威游行一类的活动。曹典球赋诗赠他：“救国深心托九歌，欲征将士荷吴戈。楚虽三户亡秦必，何事怀沙赴汨罗。”大有箴劝之意。那年寒假，钟叔河去校长室辞行，曹典球又写了一联《自遣一首赠钟生》相送：“无聊只自钻牛角，知味何曾食马肝。”可见曹典球的用心良苦，待学生如对自家子弟。

杨家滩的岁月，暮年的曹典球对国家民族、对学生、对未来仍然信心如磐。1942年秋，文艺中学如约举办建校20周年校庆。当时，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曹校长坚信曙光微耀，胜利在望。他要求师生结合抗战形势，撰写对子迎校庆。一位叫吴继刚的学生写出“涟水悠悠，练淘三千弟子；弦歌琅琅，光耀二十春秋”这样的佳作。曹典球是作联的高手，他巧借王昌龄《出塞》诗中之名句作下联，一副“宛若游龙出沧海；不教胡马渡阴山”，得到全校师生一致好评。庆祝大会之后，由高、初中两部共八百师生，列成双行长队，高唱进步歌曲，齐呼抗日口号，举行游行，贯穿杨家滩镇。引得居民空户，万头攒仰，可谓盛况空前。这是抗战时期的一出兰亭曲水流觞，这是南国涟水之滨又一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在高唱湖南版本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地点不同，壮志豪情一也。

家教

1951年，曹典球在自传中介绍了家庭情况，“余初娶唐氏，生子二，一修诚、二修干，唐氏一九零六年去世。一九零九年我再娶许氏，生子修懋、修宪、修矩、修育，女修让、修恕。一九二五年，我认识石希静，生子修易，一九四四年，许氏去世，即以石希静为妻。修易生子二，一治骏，次治辅。长子修诚一九三二年逝世，孙治茀、治询，曾孙二，为治询所生。”他先后有3房妻子，育有7子2女，这个家庭四代同堂，包括子、媳、孙、婿在内超过二三十号人。

曹典球的子孙辈，全都是大学毕业，长子曹修诚雅礼大学预科毕业，次子曹修干留学美国，老三曹修懋留学德国，是光学博士，萧劲光筹建海军时引进到大连军校。第四子曹修宪留学日本，五子曹修矩在湖南大学电机系毕业，六子曹修育毕业于湖南大学机械系，幼子曹修易在湖南大学经济系就读。女儿也得到完整教育，曹修恕就在湖南大学外语系学习。曹家第二代没有任何一人承袭祖荫，有过一官半职，不是教书当老师，就是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这就是曹典球培养子女的理念，曹家既无一个做官的，也无一个经商的。长孙女曹治瑜在国立师范学院学习外语，经钱基博钟书父子介绍，与英语系主任汪梧封教授喜结良缘。曹典球的一贯家教是“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因此，他是从来不治家产的。一次，长子曹修诚积蓄了一点金饰，准备买田产，被他知道了，立即要过来，并严厉地说：“要钱用，可陆续向我要，不许买田产。”当时像他这样的“高官”而没有任何家产留给后人的，真是绝无仅有。

老话说打仗还靠父子兵，曹典球办文艺中学，他有几个子女直接在学校做帮手。钟叔河是文艺的学生，他回忆曹校长的两个儿子在学校上班，曹修懋还担任教务主任，性格脾气都特别好，待学生和气有加，同学们称呼曹修干为“二先生”，称呼曹修懋为“三先生”。

曹典球一门诗书传家，子女个个成才，在省文史研究馆传为佳话。曹典球去世两年后，曹修干经省委统战部部长曹痴推荐，受聘为馆员。修干在雅礼读书时与柳直旬同学并成为好友。1919年赴美国留学，先在加利福尼亚州克雷蒙中学学习一年，后进入美国阿伯林大学及克林赖尔大学和密希根大学。后来因缺学费，1922年回国。1924年再度赴美学习。1996年底以96岁高龄去世，是文史研究馆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伍大希写挽联评价他：圣诞归真，亦佛亦儒亦基督；高山仰止，擅英擅汉擅文章。到第三代，老五曹修矩家与岳麓书院山长丁善庆的后人约为婚姻，丁鹏翥的孙女、湖南大学女教授丁平一成为曹修矩的儿媳。丁平一以研究近代史和思想文化见长，2016年被省政府聘为馆员，续写曹家前面两代人的荣光。曹典球的第二段婚姻是长沙的世家许氏，许孟弼夫人知书达理，毕业于一师。她的堂侄孙许康是湖南大学的知名教授，知识渊博，2001年受聘为馆员。曹许两家为通家之好，在杨家滩的岁月里共租一大屋，许康之祖父许汝赓与王季范同届，曾在一师任教成为毛泽东那一班的写字课老师，在修业、文艺多所学校任过教，与曹典球共过事并友善，他们是郎舅关系，解放后经过徐特立推荐受聘为馆员。许康之母还是曹家修字派，许康既称曹典球为大姑爷爷，又可称大叔外公，小时与曹家孙辈治来、治玉、治理、治绩厮守在一起。省文史研究馆是省委省政府礼遇老年知识分子的专门机构，曹门几代人相聚在清流儒雅之境，峰峦耸峙，亦鼎盛空前，着实令人称羡。

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

曹典球擅诗联，是文字的高手，但体现他一生思想高度最经典的语句却是“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这句话，它道尽了曹典球的思想精粹和他们那一代人救国救民的求索路径。

“商战”一说本起于启蒙思想家郑观应，他在《盛世危言》中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学习西方，如果仅仅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远不如西方各国那样倾其全力振兴商务。为进行“商战”就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曹典球继承了郑观应的这一思想并递进至“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

曹典球在《湘报》第165号上，公开发表《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说》一文，充分地论证了兵战、商战、学战三者孰重孰轻的问题。他认为商战比兵战重要，但其取胜最终还得依赖于学战。“中国自同、光以来，言自强者曰讲兵法，曰塞漏厄，言兵法则聘洋弁购器械，事事皆仰给外人。言商政，于茶叶则有美国之照会，而销路将绝；于蚕业则有康发达之条陈，而蚕种将绝；于税务，则试办多年仍须聘用西士。数十年来，派学生主学堂、设译局，筹所以谋自强敌外人者曰兵也、商也，而国家曾不收一草一木之效者，何也？一言以蔽之曰，不学之故也。”同时，他还比较了中国与西方各国在对待军事、工商和教育方面的差异，并论述了学战是强国之本的道理：“夫泰西之言学也，即以兵商论其上乘，兵法如算量图画地理及营垒水师交涉之公法律例，各国战绩胜败之由，皆须择其精者。其通商学，则训以数理捷法，各国物产，各国赋税，制造贸易之盈亏（详西国学校西学课程）。中国之兵多不识字，中国之商又多不识字，中国之官又多不识兵学商学之何谓，此计所以必出于聘西师也。夫西师之不可聘，近日谈时务者已渐觉其非（梁氏通议极剀切），一日当轴者明彼族计之巧、心之忌，于开民智、植人才之道次第而举行之，此乃中西学战一大机关所自出也。”曹典球不仅仅这样说，而且几乎穷其一生投身于教育，开启湖南的职业技术教育，以一己之力办私立学校，两度出任湖南大学校长，成为教育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