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至苦，事至盛也。——曾国藩

[摘要] 曾国藩是一个在各方面集大成者，他传统文化功底深厚，军事心理学思想丰富，在人才管理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其它方面也是颇有成就，在这众多的思想中必然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因而可以试从他的文学心理学思想、军事心理学思想、人才及管理心理学思想三个方面及其现实意义加以探讨，以使我们能够从曾国藩的心理学思想中汲取和借鉴有益的东西。

[关键词] 曾国藩；文化心理学思想；军事心理学思想；人才及管理心理学思想；现实意义

曾国藩（1811-1872），字伯函，号涤生，湖南湘乡荷塘人。他生于一个农村家庭，早年热衷于追求功名，1838年中进士，此后十多年间，他利用在翰林书院工作的时间“日以读书”为业，还对诗词古文、封建理学下了一番功夫，研究了很多中国古籍，最终成为一位正统的封建理学家。

1853年之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大规模爆发，曾国藩为了维护自己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弃文从武，并最后因镇压太平天国而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死后被当时的政界和军界誉为“中兴名臣”， “文武全才”，称其“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但是也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杀人残酷，办理天津教案时偏袒外国，而被称为“曾秃头” “曾屠夫” “卖国贼”等。

可见，曾国藩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很有争议的人物。然而无论如何，曾国藩的文学、军事、人才及管理等思想中都包含有非常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对于在经济文化逐渐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应该如何处理好自己的以及外来文化，如何开展现代的军事工作，现代领导者如何进行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下面着重从他的文学、军事、人才及管理三个方面来初步探讨他的心理学思想以及其现实意义。

一、文化心理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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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为主体兼取诸子百家之长

孔孟的儒家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的官方思想，而科举考试是封建社会选择人才的方法。曾国藩出生于封建社会末期的一个汉族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终未取得功名，但在父亲的影响下，曾国藩从小亦是非常热爱功名的，因此他从小就熟读孔孟之学，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能够飞黄腾达，这同时也为他日后成为儒学大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838年中进士后的数十年中，他一直在翰林书院任职，方便的条件使得他“日以读书”为业，把诗词古文，封建理学研究得非常透彻。而在此期间，他深受当时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程朱理学大师唐监的影响，并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并把姚先生奉为圣哲。其实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唐监，他曾对友人说“至唐静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早年对姚鼐、唐监等人所奉行的“义理”“考据”“辞章”等理论给与充分的肯定。

然而桐城派的文学思想在“姚门四杰”相继去世之后，日渐衰弱。加之曾国藩所生活在的大清朝已是千疮百孔，政局动荡，社会风气日下，逐渐走向灭亡的边缘。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逐渐意识到把“三学”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已经不足，又因为曾国藩深受湖湘学风中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积极入世、取黩实干和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他将理学和经世致用之学结合起来。

把三门之学发展为四门之学，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并自言在经济之学所花费功夫最多，所取得的成就最大，将经济之学提高到了与义理之学同等地位的高度，二者互为依存“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 曾国藩用经济之学丰富了义理学，把已经脱离了社会的古文给拉回了现实之中，丰富和发展了程朱理学，并且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成为后期桐城派领袖，形成了桐城派变体“湘乡派”。曾门四大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皆名扬一时。

虽然曾公的思想主要来自儒家学派中的程朱理学，但是他对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思想并不排斥，而是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方针，主张以儒学为主题，同时兼取各家之长。他说： “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同之严整，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曾国藩认为，儒学与诸子百家应该结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并提出了“诸子为体，儒学为用”的主张。甚至对一向为文人所鄙视的墨家后学也给与了高度的重视，认为这个学派中的很多观点如“轻财好义” “忘己济物”等还是值得肯定的。

但曾国藩并不认为儒学和诸子百家的学说是完全平等的，他认为治学应该以儒学为主，并说： “周末诸子百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则彼有所独缺。”他虽然吸取诸子百家思想，但都是为了维护程朱理学和巩固封建主义的统治地位。然而，不管其思想如何变化，他坚持“以儒学为主题，理学为核心”的思想始终未变。

总之，曾国藩把“义理”与“经济”、程朱理学与“经世致用”以及儒学思想与诸子百家的思想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程朱理学，为中国传统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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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文化之长补中国文化之短

曾国藩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而鸦片战争应该是其中之一。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林则徐、魏源等终于从“天朝大国”的迷梦苏醒过来，提出了“睁眼向洋看世界”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言论，然而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当时的统治阶级的认可。

曾国藩在使用从外国购买的洋枪洋炮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意识到中国文化在器具方面远远不如西方近代文化先进。一方面，曾国藩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亲眼目睹了战争的失败及战后的耻辱，使得他认识到要想抵御外辱就得向西方学习，只有善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使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才能不受外国的牵制，在这方面曾国藩的思想和林、魏的“师夷长技”思想是一样的；另一方面，曾国藩还认识到不能只是简单的学习西方的“技”，更要学习西方的近代文化科学知识，如算学、术学、机械制造和绘图测算等，即他后来提出的“师夷智以制夷”观点。这表明他已经站在了另外的一个高度去认识西方文化，他的“师夷智”的思想要比林、魏的“师夷长技”的思想更进一步，包括的范围也更广。

然而曾国藩是一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他提出这些思想有其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为此，曾国藩认为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之中，应该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但是这种学习并不是没有条件、没有限度的，而是要以坚持中国文化体系基本不变为前提，即把儒学思想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吸取西方文化之所长，补中国文化之短。

曾国藩的思想在当时那个“华夏文化中心论”的思想相当浓厚的大清朝，已经算是巨大的进步了。并且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他开辟了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知识的道路，为以后西方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办了出中国第一个近代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设立了中国第一个翻译馆，并在实践中发现了人才的重要性，萌生了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观念，掀起了一股留学热，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总之曾国藩的思想对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军事心理学思想

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轰轰烈烈，气势锐不可挡。而此时的正规军队八旗、绿营军腐败退化，全无战斗力，已经担当不起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清廷此时，看中了在家守孝的曾国藩。咸丰帝诏谕湖南巡抚曰“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办本省团练，搜查土匪各事宜”。

曾国藩及时地把握住了这个能让自己大展前途的机会，弃笔从戎，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并成功地帮助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封建统治，缓解了清朝走向灭亡的步伐，因此被称为清朝的“中兴之臣”。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很多自己独特的军事思想，当然其中也包含有非常丰富的军事心理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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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改革心理学思想

曾国藩有感于当时的清军之“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退则杀民以邀功”，在建军之时决定要改弦更张，对军队进行改革。他的改革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世兵制为募兵制。在经过尝试兵勇合编失败之后，曾认为只有“不用营兵，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才能做到“扫除陈迹，特开生面”，即完全不用营兵。此外，在招募时为了防止游匪、无赖等混迹其中，曾在招募新兵时效仿戚继光的“取具保结”的方法，即“招募兵勇，需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局、父母、兄弟、妻子名姓，齐备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 并且在选兵时非常重视其德性，认为应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布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其次是官制的改革。将朝廷任命改为私授，湘军内部各级官员都是由将领自己选择任命，并且强调以“忠义血性”的儒生为将。在招募方式上实行勇营之制，即“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弁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跟而生干、生叶，皆一气所贯通”。这样就形成了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恩，平日既有恩宜向后，临阵自能患难相顾。但是这种制度也形成了“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的局面。

最后是改国库发饷为军饷自筹。清朝末期，国库亏空，对于地方武装的装备只能象征性的给与一些接济，主要部分军饷还是有湘军自己来筹集。自古以来，有谁来发放军饷，军队的所有权就归谁，这样一来曾国藩就成为了湘军的首领。而湘军则成了一支名义上是国家拥有，而实际上确是私人拥有的军队。并且曾深深懂得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一观点，给与士兵优厚的待遇“操演一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比绿营加一倍……生活自不成问题矣”。

这样不仅可以满足个人生活，还可以补给家里，使得士兵能够安心地操练，提高了战斗力。为了鼓励士兵冲锋陷阵，曾制定了更为优厚的奖赏制度， “杀贼一名者，功赏银十两，并赏八品军功” “获长发贼每名赏银二十两”，这对于愚昧落后的朴实农民是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士兵为其出生入死，奋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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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军心理学思想

战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军事集团之间的斗争，决定胜负的核心因素是人，即将和兵。曾国藩生活的时期，将与兵都非常地腐败，丧失了战斗力。因此，他在治军方面通过深入研究及长期的实践，得出了丰富的治军思想。

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治将、治兵及军队和谐。

将帅是治军的关键所在，治将因此成为治军的首要任务。曾国藩也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只有能治理好自己军队的将领才能战胜敌人，因此他非常重视将领的考核和选拔，他认为“挑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寒者，三者兼全，乃为上策”，且提出合格将领必备的素质为“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功利，第四要耐受苦”。 总之，一个合格的将领必须是“有才、有勇、有公、有勤、有器、有识”。

在将领的选择上他主张用人唯贤，知人善任，充分发挥将领的才智。并且曾认为大部分将领是不能直接上战场的，需要通过教育提高其素质，并提出将领自己要以身作则，给士兵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正如他说：“其一，平日要申诫将领；其二，躬责于己薄责于人。凡善将兵者，日日申诫将领训练士卒”。

只有优秀的将领是不能够打胜仗的，还必须要有优秀的士兵。曾国藩总结了前人经验，加上当时八旗、绿营军对他的影响，在治兵方面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想法。首先在选兵方面，他主张“兵不贵多贵精”的思想，并且在选兵方面提出了很多要求和方法（在前面的军事改革思想中已经提出）。正如一个合格的将领需要经过训练一样，一个良好的士兵也是要经过训练的。那么如何训练士兵呢？曾认为： “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训练。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做人之道”。在教育内容上，主要是让士兵懂得纪律，勿扰百姓；训练打仗之法，练技艺；训练让士兵懂得口令等。

那么拥有了良好的将领和士兵是否就等于有了良好的军队呢？答案是不一定。俗话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由此可见，人和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曾国藩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以为欲图谋大局，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在增强军队凝聚力方面曾国藩做了多方面的工作。如赏罚分明，厚饷养兵，稳定军心；重视军队训练；倡导忠义思想，同时注重用感情维系军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激励士气，还为此写了《莫逃走》。

总之在曾国藩的领导下，军队里士兵将领团结一致，很少出现叛变事件；军队也越来越强大，最终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甚至打出了“无湘不成军”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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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战术心理学思想

在打仗中，战略和战术思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甚至国家的存亡，是兵家一直以来比较重视的问题之一。曾国藩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同时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制订了一套具有实际意义的战略战术观点。下面举几个方面来说明。

随地形贼势而变的作战观点。他强调“不可以举一概百”，就是说古人的理论需要灵活运用，要鉴于古而不泥于古。他说：“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制胜之方，异日狃之而反败。惟知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可持，随处择善而成，庶可常行无弊”。这里，他强调用变化、动态的眼光看待战争，并以此灵活地制定军事战术。

虚实结合的作战原则。曾国藩打仗向来“以稳为主，不可过求速效”湘军高级中学风气好吗，认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良为至论。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在极主稳的同时，也很注意机动灵活，讲求变化多端。他指示下属说“兵事喜诈而恶直也。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四字”。并用一副对联阐述了其思想“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并提出了“虚虚实实”之法。他说：“兵法最忌形见势绌四字，常以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

从大处落墨的作战原则。曾极端重视全局观的战术，强调“从大处落墨”诱敌深入，以整攻乱。并在实践中获得了一个重要认识： “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此外，他的战略全局观还表现在如下方面“就全局而观之，则两得相形，当取其重；两害相形，当取其轻。又不得不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在后期与太平天国斗争的过程中，曾国藩都采取这一战术认真考虑。从全局考虑，不注重一城一池之得失，不获一时之利。这个原则最终助他成就了一番大业。

其实曾国藩关于战略战术的心理学思想还有很多，如安抚民心的原则、攻心战原则、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原则，等等。这里不再加以阐述。

三、人才心理学思想

如前所述，曾国藩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亦是一个不擅长于指挥打仗的军事家，但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够成为清朝的“中兴大臣”，在带军打仗方面远远胜过当时的正规军队—— 绿营和八旗呢？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得人才者得天下。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曾国藩自知自己亦不是完人，因此只能“集众人之所长，补一己之短”， “和众人之私，成一己之物”。他不仅制定各种措施广泛的吸取各方面的人才，并且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很多都成为晚期清政府的栋梁之才，如左宗棠、李鸿章、李元度、郭崇涛、罗泽南等。就连其对手石达开都说“曾国藩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研无间可寻”。那么曾国藩的人才心理学又有什么非凡之处，能令这么多人佩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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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观——重视人才，德为才帅

曾国藩作为一代清将，对人才非常重视，在他看来： “成大事者，以多得助手为第一要义”，国家强盛，以多得人才为强盛，如果不得人才，国家就不可能富强。如果不得将才，军队就不可能强大。曾公还将治军、治政、治饷等全部归功于人才。关于治政，他认为“人存而后政举”， “将欲维持成法，所须引用正人”；关于治军，他说： “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得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关于给饷，他认为： “广求人才，参错布置，庶期改观。”总之，不管为政、治军、给饷、抵外晦，曾公都认为人才最重要。

在曾国藩的日记中，他以下面一段言语明确反映自己对这一观点的认同： “司马光曰：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湘军高级中学风气好吗，故自命每愿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帮观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

由此可见，在曾公的人才观里，德与才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才与德不可兼得的双趋心理冲突，在曾公看来：“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直接看出曾国藩用人是以德作为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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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用人

人才选拔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课题，更是一个难题，而在这一方面，曾国藩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他看来人才是不分阶层、不分籍贯的，才能也不分大小，只要有才能都可以任用，“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苟细，无因寸木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 认为选拔人才应不以出身、资力来衡量，“凡有一技之长者……断不可轻视”。他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做的，如薛福成就是在乡试落榜之后，就是因递交了一份治理两江的《上曾侯书》时，曾国藩意识到他的才华，不嫌弃他只是一个落地秀才，不嫌弃他不会八股文，把其纳入曾幕府之中的，而薛福成后来也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曾公提出了一系列觅人、观人、识人的方法，曾公认为觅人是有一定步骤的：“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既广受人才，谨慎用人，勤以教育，严加赏罚。曾公在观人、识人方面更是技高一筹，能够做到未卜先知，并专门为之写了一本书看相的书—— 《冰鉴》，在该书中曾公认为看人须从整体出发，就相论人湘军高级中学风气好吗，就神论人，动静结合，从静态中把握人的本质，从动态中观察人的归宿，对一个人进行综合的预测。正好应征了“相由心生”这种古代的心理学思想。

另外，曾公还提出了很多人才选拔的技巧， “求人之道如百圭之治生，如鹰之击物，不得不休”，即求才应该有不得到决不罢休的决心。曾国藩还认为对人才“得一而可得其余”。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好的人才，特别是一个有相当成就或威望的人才来投靠，就可能吸引一大批人才来投靠。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得其余。” 由于曾国藩长期担任要职，其本人还是人才选拔的实践者。在选拔人才、运用人才方面曾氏制定过很多通俗易懂的规定，如《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初定营规》（二十二条）《保守平安歌三首》等，使选拔人才有章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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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待才

在曾公看来， “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磨砺而成”。人才特别是治理国家大事的人才，并非是生而得之，而大都是通过培养、雕琢而得来的。他说：“办大事者，以多得助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且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由此可以看出曾公主张用人与育人并重，教与用要交替进行，以便进一步提高人才的素质，使其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曾国藩对于其幕僚就进行了很多感人的教育。对于在身边的人，他经常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通过谈话、考核等多种方式加以教育；不在身边的则通过写信、批牍或者定期接见等方式加以教育。凡手下将领来拜见，曾公总抽出时间接见，并谆谆训导。

另外，曾国藩还认为“人才因求才者之至诚而生，亦因用才者之力量而出”。因此，他很注重自身的修养，注重自强、自谦，对于自己的错误敢于承认并改正。他在长期的实践工作中总结归纳出很多实用的培养人才的方法，主要有“教诲” “甄别” “保举” “超擢”：教诲即教训教导；甄别即对能力、品质考核鉴定；保举即向上级荐举有才或有功的人；超擢即超级提升。通过这些方法，曾国藩培养了一大批有用的人，受到了其手下幕僚的好评，很多人都以他为榜样。

在现代教育心理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即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非常强调环境和榜样的作用。其实，曾国藩也认识到转移习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对人有很大的影响，他以转移社会习俗作为一己之任，力图“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并因势利导来影响他人。他甚至期望能出现一两位贤人来影响民众，同时人才的榜样作用也不可忽视，“师友相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曾国藩也是一位成功的人才管理者。他认为“将帅之道，亦以法令而行，整齐严肃为先”，对属下要求严格，不姑息放纵。然而他更懂人的心理，认为管理若要更好地留住人才，还要有宽容和施恩的一面。他说“衡人亦不可眼界过高。人才靠奖励而出，大凡中等之才，奖率鼓励，便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不用，则慢慢地就会坠为朽庸。”他把奖励喻为“若甘雨之兴苗”，能使人才“勃然奋起”。因此每次胜仗之后，曾国藩都向朝廷举报有功将官，并把“嘉奖人才，诱人渐进”，作为人生的三大乐事之一。

由以上的内容可以直接看出，曾国藩对于人才很好地做到了“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并且最终和这些人才一起实现了他的伟大理想。

四、曾国藩的心理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民族文化的发展也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各种思想相互影响，各种文化价值观相互渗透，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影响深远。在这种形式之下如何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色？我们可以从曾国藩这里得到一些启示。在文化方面他一直坚持“儒学为主兼取诸子百家、西学为用中学为主”的思想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珍惜、爱护自己的的传统文化，以自己的优秀文化为中心，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吸取各国优秀的文化，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做一份贡献，同时适应时代政治经济的发展。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之所以能够被历代军事家推崇，主要原因是它实现了那一时期军事思想的改革与创新，使当时的军事思想实现了飞跃式发展，甚至有些思想对当今我军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比如，曾国藩主张重视对士兵进行思想教育，使其从思想上服从组织领导，而当前我军建设的一个重点就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从思想上解决战斗力问题，培育战斗精神是保持我军强大战斗力的根本；另外，他的从严治军、注重奖惩、密切内外关系以及长期战略思想也都是我军长期发展过程中一直坚持和发扬的。

总之，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之所以不会落伍，不会被历史淘汰，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它的时代性与先进性。曾国藩的一生都致力于结交、网罗、培养和管理人才方面，真正地做到了“广收” “慎用” “勤教” “严勉”。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开创了新局面，延缓了清朝灭亡的步伐。同时，他的思想也对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他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中要做到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打破现代的以学历和学位为标准的制度，采取多方面评价人才的方法，吸收各方面优秀的人员；建立正确的人才培养机制，现代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很快，要想使自己的人才一直跟上时代的步伐，就要加强对员工的培养和教育；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人才才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依赖于周围环境，因此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能够很好的促进才能的发挥；树立良好的榜样，给后人提供一个良好的行为参照标准；建立合适的人才激励机制是有效地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的源泉，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只有在低级心理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可能实现高级需要。

总之，曾国藩虽然生活于封建社会末期，虽然他的思想必然受到当时社会的影响，但是他的很多进步的思想对现代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注：本文摘自《辽宁教育学院行政学报》 2012年7月 第29卷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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