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0组织和江南地下军首度揭秘

——中原局社会部领导的地下斗争

作者丨刘士明

（作者为党史研究者、地下党长沙特支书记、长沙市迎解联党组书记刘晴波之子）

早在长沙解放前夕，地下党湖南省工委的报告中就有3130的组织名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包括地下党长沙特别支部书记刘晴波在内的十几名亲历者，都在回忆录中有所提及。由于资料缺少和乏人研究等种种原因，3130和江南地下军的战斗历程在湘鄂两省从来没有系统报道过。本文作者在探寻长沙特支前期历史时，从湖北文献中不仅找到了湖北党组织在长沙建立特支的证据，也发掘出了3130组织的关键文献。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何利平女士也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顺着散布在两省的亲历者回忆文章记述的脉络，让我们拂开历史的尘埃，听我讲那过去的事情。

河南禹县：组建中原局社会部

1947年5月16日，党中央批准建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随着洛阳、郑州、开封等重要城市的解放，中原解放区迅速扩大，连成一片。为此，中央决定于1948年5月组建中原局社会部，负责情侦、策反、肃特、反间谍等隐蔽战线的相关工作。

华北局社会部副部长兼华北军区保卫部长卜盛光亲到中央社会部接受指示领受任务，并从华北社会部和华北军区保卫部抽调干部28人、警卫勤杂人员41人，再从南下工作团、中原大学挑选了一些干部和学员，组成中原局社会部的基干队伍。还接受了有关部门转来的、已打入国民党统治区的情报侦察人员的工作关系。

1948年秋，中原局社会部在河南禹县正式成立，卜盛光任部长，徐启文任副部长。下设：情报室、治安室、侦察队、总务科、干部科和审讯等科室，徐启文兼任情报室主任。

联络代号：3130武汉总部

说到鲜为人知的3130，还得从王乾一说起。王乾一原为国民党军河南邓(县)新(野)联防指挥部指挥官，在邓县战斗中被俘，通过在解放军举办的训练队的学习，认清了国民党政权行将彻底崩溃的形势，表示愿加入革命队伍，贡献力量。

中原军区司令部于1948年秋末将王乾一转到中原局社会部，社会部再转到情报室，由情报室副科长李修文直接领导。李修文根据管理国统区地下情报人员的惯例，指定王乾一化名“英杰，”联络代号“3130，”经过培训，由中原局社会部派遣到武汉工作。1948年秋末王乾一潜入武汉，首先发展了失去党组织关系、隐藏在国民党军雷鸣震部任文书的宋声一，担任联络员。

田西原曾任国民党第37军副军长、军令部中将参议兼陆军大学高级教官等职，参加过对日作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秘密加入民盟。1949年2月，根据民盟中央常委、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章伯钧“策反国民党湖北军队、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田西原持代总统李宗仁的介绍信来到武汉，被白崇禧委以鄂西北游击司令之职。

(江南地下第三军军长田西原)

田西原据此招兵买马，公然在报上刊登公告，发布“以人民之敌为敌，以人民之友为友”作为收编部队的标准。王乾一看到公告，认为田是潜在的争取对象，遂通过宋声一的上司、鄂西游击总队副司令雷鸣震对其进行策反。原本就受民盟委托来鄂策反国民党97军的田西原误以为王乾一是中共武汉地下工委的负责人，双方一拍即合。

(江南地下第三军军长田西原专著《国防建设刍议》，张学良题扉，“借著运筹”)

王乾一为了扩大影响，提高身份，打出中原局社会部的旗号，擅自决定成立以自己的联络代号命名的“3130武汉总部。”核心成员王乾一、田西原、宋声一等人还多次在汉口璇宫饭店秘密举行宣誓仪式。不出所料，中原局社会部3130武汉总部旗号打出后，组织的声势大多了，参加的人也更多了。

拥兵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三军

不久，王乾一故伎重演，对田西原诓称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取得联系并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军的番号，以此激励田西原率鄂西北游击司令部队加入。

田西原同意接受番号后，王乾一交给他一张由 “英杰”署名、委任田西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三军军长的委任状，关防印鉴一套和电台一部。对中共地下党和人民解放军组织机构知之不多的田西原等人，想当然地认为“英杰”就是刘伯承司令员的化名，立即接受委令，着手组织江南地下军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军简称江南地下军，是3130武汉总部授予湖北、湖南两省起义部队的专属番号。对于王乾一建立的3130武汉总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军，社会部领导再三斟酌，综合考虑国统区地下斗争的特殊性，以及敌后军事斗争的实际情况后，作出既不作正面肯定又不否定、不能建立“第三武装”的决议。故此，3130组织和江南地下军，其性质是党领导下的秘密革命组织和地下武装。

田西原按王乾一以3师9旅建制改编的传示，加紧收编，编成下辖第7、第8、第9三个整编师，以及三个整编旅和八个暂编旅的江南地下第三军。田西原在回忆录中写道：江南地下第三军有十万人枪。

被授予江南地下第三军第8师及所辖第15旅的232师是湖南部队，因从湖北公安、石首一线调回湖南驻防华容、岳阳一线，再调长沙，未参加江南地下第三军的军事行动。232师作为长沙绥靖公署直属部队，在中共长沙特支等几支外省遣湘地下党的策动下，师长康朴最终率部随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

3130武汉总部和江南地下第三军在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保护武汉、保护长江江堤、策反张珍部起义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随着形势的发展，3130组织从武汉发展到崇阳、宜昌、长沙、岳阳、湘潭、浏阳、株洲、柳州等地。

长沙回龙山：湖南革命行动委员会

1948年秋，少将退役军官唐拔，民社党革新委员会中央执委言乃克，马日事变后与党失去联系的原中共资兴县委妇女部长言碧清，国民党山东昌潍县长、受中共指示回湖南开展工作的唐拔女婿刘建中，国民党湘鄂赣边清剿区少将司令林芝云，国民党暂编212旅少将副旅长、被华东军区联络部派回湖南的杨建，国民党退役在乡上校周士仪，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民革李济深主席随从参谋张威，国民党副军长唐伯寅，省会警察局长刘人爵，湘潭警察局长温国纯，湘潭地区退役在乡将级军官刘晴初和黄诚，湖南大学进步学生左雄等人，在长沙回龙山唐拔家召开会议，正式组成湖南革命行动委员会。

(江南地下第四军军长唐拔)

与会者公推周士仪、唐拔为正副主任，言乃克任组织部长，刘建中任宣传部长，张威任联络部长，杨建任军事部长，徐传贞任后勤部长。会议要求与会者分工负责，扩大宣传和联络各处武装队伍，相机起义，武力反蒋抗白。

株洲神仙桥：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

湖南革命行动委员会人员在去武汉找党未果后，与3130武汉总部派驻长沙的第五工作组杨觉新、邢文康不期而遇。中原局社会部接王乾一汇报后，派宋声一来长沙考察和传达指示。经3130武汉总部转请中原局社会部批准颁发3130长沙七总部和江南地下第四军番号。

根据中原局社会部“成立地下武装”的要求，1949年 4月上旬，唐拔、张威在株洲神仙桥主持召开大会，正式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建军，唐拔任军长，张威任代政委，徐传贞任参谋长，言乃克任代政治部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下辖三个整编师、三个暂编师、一个湘中纵队和一个湘南支队。依据第三军序列，江南地下第四军从第10师编起。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湖南省第一区保安司令兼行政督察专员焦达悌所部兴达部队编为第10师，师长焦达悌。收编湘赣挺进纵队为11师，师长杨建长沙市湘军高级中学教官，下辖三个团。长沙绥靖公署314师命名为第12师，师长陈达，副师长祝凯、刘隽，下辖三个团。

暂编第一师师长周士仪。交警教导总队起义部队编成暂编第五师，代师长张先正。湖南省保安第三团起义部队编成暂编第六师，师长蒋麒生，代师政委戴剑虹。华中绥靖公署工兵营改编为军部警卫团长沙市湘军高级中学教官，团长陶冶。湘潭在乡国民党中将副军长唐伯寅所属部队改编为军部直属队，军部突击大队由龙少云和贺光裕正副大队长。各部按成军情况和当地形势相继投入战斗。

全军近三万人，分散在湖南各地的江南地下第四军是解放战争后期湖南省内人数最多、武器装备最好、活动地域较大的一支党领导下的敌后武装。

神秘组织：3130长沙七总部

中原局社会部、3130武汉总部为协同江南地下第四军的军事斗争和开展城市工作，与第四军同步颁发了3130长沙七总部名义。3130长沙七总部在湖北又称为长沙分部，在湖南又称3130组织或3130部队，受武汉总部领导。

长沙七总部负责人由三方面人员组成：一是武汉总部派到长沙的杨觉新、邢文康和倪格等人;二是自然转为3130成员的江南地下第四军军部刘建中、言乃克、张威、唐桂同等人;三是化名维贞的王灿然。

武汉解放后， 3130武汉总部和江南地下第三军有组织的活动先后停止，3130长沙七总部与社会部直接联络。由杨觉新之妻(姓名不详)和倪格之妻马小云负责，向中原局社会部情报室(后调到派遣科)李修文副科长汇报工作，领受任务。社会部领导对长沙工作非常重视，卜盛光部长、徐启文副部长都亲自接见杨妻和马小云。

(中原局社会部副部长徐启文在晋察冀边区)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建立，中原局社会部转为华中局社会部。

王灿然：3130长沙七总部的隐身负责人

3130长沙七总部策反小组黄定戎、江南地下第四军第11师师长杨建、第12师副师长刘隽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其中还有一位至今不为人知的神秘人物，他就是3130长沙七总部负责人王灿然。

(中共地下党员、3130长沙七总部负责人王灿然)

王灿然是湖北公安县人，别名王石夫。1927年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3月就读于上海中国艺术学院，9月转到上海中国公学大学社会科学院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公学大学党支部书记，党内名易亚夫。他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内，曾任公安县长秘书兼公安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二十集团军参谋长郭汝瑰(后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中共最隐密的地下党员之一)秘书等职。

1948年8月，王灿然被迫离开公安县去湖南湘阴，经彭桂泉介绍转中共江汉三地委(襄南地委)城工部，奉张泽生副部长指示来到长沙，从事统战策反工作。与城工部失去联系后经杨达介绍，1949年春转中原局社会部3130系统。

王灿然转入后逐渐成为长沙七总部主要负责人，他在长沙的活动，是在大学同学唐鸿烈掩护和支持下开展工作的。唐鸿烈是湖南省参议会参议长唐伯球之子、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王灿然通过唐氏父子结识了很多国民党湖南军政高官，并开展统战工作。解放后3130长沙七总部的工作总结就是他写的。

长沙岳麓山： 江南地下第四军第12师武装起义

1948年程潜回湘主政后，以长沙绥靖公署名义向国民党国防部签请成立了314师等部队。314师师长陈达，副师长祝凯、刘隽，隶属102军成刚部，全师三个团，一万余人，全部配发美械装备。

副师长刘隽通过党内关系与四野12兵团萧劲光司令员取得联系，华中局社会部齐一夫也指示3130长沙七总部派罗觉元到江南地下军第12师任军事组长、熊维汉化名程明任政治组长，第四军军部也派出代政委杨威等人驻师领导起义。罗觉元、熊维汉在岳麓山师部指挥部附近的一座煤洞里密设电台，与上级联系。

白崇禧率桂军窜至湖南后，对于程潜这支基本部队，极欲除之而后快。他先密派武装特务数名潜伏在白若铺公路边稻田里，企图行刺。幸亏警卫战士先敌开枪，用冲锋枪扫射打死三人。白崇禧复又利用陈达师长与成刚军长以往嫌隙，采取停发补给，以整编部队为借口，由国防部下达密电撤销314师番号等阴谋手段，将其拆散。与此同时，白还密调桂军和中央军宋希濂部第二军陈克非部向长沙开拨，若拆散不成则以武力解决。

1949年6月15日，为避免被拆散的314师被迫在岳麓山龙洞、莲花地区仓促起义。打出以陈达为师长，祝凯、刘隽为副师长，罗觉元、程明为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第12师番号。12师在龙洞、莲花地区被桂系和蒋军5个师四面包围袭击。激战两昼夜，虽击溃桂军两个团，打死打伤桂军八百余人，但终以兵力悬殊，除一部分牺牲于阵地外，余部各自突围。江南地下第四军第12师被击溃解体。

江南地下第四军第12师起义虽告失败，因地处省会，造成很大影响，动摇了国民党各部军心士气。但第12师被迫提前起义，加深了白崇禧对程潜的怀疑和打压，客观上影响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

缴战白鹭湾：打原子弹的起义部队

湖南省保安第三团是程潜任司令的湖南省保安司令部之保安第一师所属部队，团长由保安第一师师长漆启宇兼任，副团长蒋麒生代理团长工作，全团驻扎湘潭。

1949年3月，蒋麒生在南岳第二十七军官总队当中校学员时的上司、第一队上校队长唐岱，奉3130武汉总部之命来到湘潭。蒋麒生在唐岱策反下，于4月3日起义。蒋麒生率一、三营和团直搜索连八百余人从湘潭经九十公里急行军，顺利到达自己的家乡湘乡涧山。因江南地下第四军尚未成立，暂称湖南野战军第一纵队，蒋麒生任司令员，李镇襄任副司令员，唐岱任参谋长，下设两个支队。

4月12日晚，第一纵队远程奔袭，在谷字水镇彭家祠堂包围并击溃湘乡、邵阳、新化、安化、宁乡五县边区联防“剿匪”指挥部三百多人长沙市湘军高级中学教官，击毙外号“胡兵团”的联防指挥官胡桂卿，缴获步枪一百四十余支、冲锋枪二十多支、轻机枪三挺、子弹五万余发。首战告捷震动湘乡城乡。当时在群众中流传一首顺口溜：“涧山有支游击队，百姓见了人人爱，一举消灭胡兵团，为民除了一大害。”

半个月后，国民党八十七师一个团在白鹭湾与第一纵队接隔河对峙。敌军渡河进攻时，第一纵队使用曾国藩湘军时期的火炮，装上炸药和铁沙，发射时声音特响，铁沙散布面又广，因铁沙是园的，被称为“园子弹。”国民党军队士兵听说起义部队打原子弹(园子弹谐音)，吓得狼狈逃窜。部队乘胜追击，缴获追击炮两门、轻重机枪十二挺，步枪二百余支。是役之后，第一纵队发展到三千余人。

6月中旬，3130长沙七总部和军部派戴剑虹等五人以军事特派员名义，携带总部命令来到杨家滩驻地对部队进行表彰，并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暂编第六师番号。任命蒋麒生为师长，戴剑虹为政委，唐岱为副师长。

从5至7月，国民党正规军之八十七、八十八师对暂六师进行尾追、堵截，敌我双方鏖战于湘中地区，发生大小战斗五十多次。至7月中旬，越战越强的暂六师发展到五千多人，成为湘中地区较大的一支武装力量。白崇禧为拔掉这个眼中钉，调集正规军万余人枪进行大规模“进剿。”7月24日傍晚，弹尽粮绝的暂六师分路突围，部队被打散，百多名战士壮烈牺牲，十多名干部英勇殉职。遭到重大损失的部队余部两千多人继续坚持敌后武装斗争，后被解放军整编。

策反对象：省会警察局长刘人爵

在解放大军进军湖南的强大军事压力下，湘省国民党各级军政人员迫于形势，各寻门路与中共联系以谋出路。3130长沙七总部也刻意将自己包装成解放军军方的统战部队，以下达委令、口头任命和书面委任等一系列灵活的工作方法，在短时期内即发展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成为其成员，争取了一批国民党军警人员起义反正。

1947年湖南革命行动委员会成立伊始，省会警察局长刘人爵就一直保持与周士仪、唐拔等人的联系。周士仪派任克明协助刘建中，会同黄祥荫、唐炳乾等人分几个层次对省会警察局各级警务人员进行策反，获取情报。黄祥荫获得警方捕人情报，及早通知第四军军部驻长负责人唐桂同等人转移。白崇禧率部驻长沙期间，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刘人爵掩护刘建中等人有时就住在市警察局内，还在警察局内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3130长沙七总部的刘建中、邢文康、罗觉元等人在长沙加强活动，开展宣传，搜集情报，保护公共财物，保存档案，刘人爵都作了有力的支持。长沙解放后，率部起义的刘人爵遭潜伏特务暗杀身亡。

长沙宝南街：3130长沙七总部和江南地下第四军的结束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后，华中局社会部派遣广东情报站和广西情报站随四野12兵团南下。徐启文副部长调任湖南省公安厅首任厅长。

8月5日长沙解放后，湖南军区在宝南街拨出一栋房子作为军部办事处。两个情报站随解放军138师进驻长沙，社会部电示广西情报站站长齐一夫负责办理江南地下第四军整编善后工作，广东情报站副站长李修文协助。他们将第四军军、师一级领导的关系转交给四野12兵团和湖南军区。不久，12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在湖南省交际处主持召开了江南地下第四军整编会议，华中军区刘运石处长，12兵团联络部段希远部长，湘潭、益阳、衡阳、邵阳、郴州等有关军分区司令员，以及军部负责人唐拔、张威、徐传贞、言乃克及部分师级负责人参加了整编会议。江南地下第四军军部和各师10742人、各种枪械八千余支，分别由军分区或当地解放军整编。

至此，3130长沙七总部和江南地下第四军在湖南有组织的活动基本结束。12兵团萧劲光司令员、社会部卜盛光部长等领导，对3130和江南地下军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49年底，上级决定华中局广东情报站和广西情报站划归中央联络部华南联络分局，华中局社会部改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至此，中原局(华中局)社会部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原文曾以《中原局(华中局)社会部、3131组织和江南地下军的战斗历程》为标题，在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武汉党史》杂志2019年第2期、《庆祝武汉解放70周年专刊》上发表并连载。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