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财经学院81届诞生了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蒋超良、湘财证券董事长陈学荣、宏源证券董事长汤世生等数位在国内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一个说法，湖南财经学院向中国输送了一千位大小行长，这些人执掌了中国金融产业三分之一的天下。

时隔30年后，《企业家天地》杂志决定探寻长沙河西石佳冲的“金融基因”——这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壤？为何能诞生这么多的重量级金融人才？

采访/本刊记者 张兆慧 刘霞

文/本刊记者 张兆慧

图/本刊摄影记者 李静

“话说1978年那个金秋十月的某一天，有6女34男共40名书生跋过三湘涉过四水来到岳麓山下。这40人为何聚首此地，只因要圆同一个梦想。40人同做一个梦，那是何梦？大学生梦，是高考制度恢复后带来的梦。”2008年秋天，长沙。51岁的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和他的夫人吴透红在一篇大学班级回忆文章中充满感情的写道。

那一年，在偏居长沙河西一隅的石佳冲，先后迎来包括肖钢和吴透红在内的160个学生，在湖南财经学院(即现在的湖南大学北校区，以下简称湖南财院)历史上，他们分别按年份，被称为78级，按专业一共分成四个班，这批特殊的学生，成为后来在中国金融界发挥重大作用的“财院金融先锋”。

据湖南大学校友会提供的名单，名列其中的，有现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肖钢湘军高级中学女学生名单，有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蒋超良，有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有湘财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学荣，有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汤世生，中国金币总公司前任总经理易都佑，中国民生银行财务总监、纪委书记吴透红，深圳交易所副总经理黄铁军……

据可靠的说法，湖南财院已经向全国输送了超过一千位大大小小的银行行长，执掌了中国金融产业三分之一的天下，被业界誉为“金融黄埔”。事实上，从湖南财院毕业出去的学生中，而今活跃在中国金融界三套马车的司局级以上、各大商业银行分行行长级人物，早已是不胜枚举。鼎盛时期，全国农业银行17个省的分行行长，全数都是出自这里。而在中国证券业中，甚至也长期流传着“证券湘军”的说法。

那么，位于长沙河西石佳冲的湖南财院，到底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壤？在它体内，到底传承着怎样的“金融基因”？

当问及湖南财经学院的老教授们湘军高级中学女学生名单，你会从他们零零碎碎的答案中总结出一些大同小异的答案：变革中的时代潮流；中国人民银行直属院校的学院背景；有着丰富人生阅历并勤奋好学的学子；怀抱“经世致用”理念并具备前瞻眼光的教师。

然而，这种解答并不能十分清楚地回答这上述这些问题。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关于石佳冲——一个在地图根本找不到的地方的故事，似乎已成了一段尘封的往事。时隔30年后，《企业家天地》杂志决心寻找这个鲜为人知的答案。

财院的前世今生

若将石佳冲这个地方的前世今生展现在你的面前，你一定会抛开当年那些老教授们的解释，并对上文所提之疑问产生更大更深的兴趣。

1958年12月27日，由中共湖南省委批准，将当时的湖南省财政干部学校、湖南省粮食干部学校、湖南省统计干部学校、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干部学校及湖南省商业干部学校等5所财经类干部学校合并，组建成立湖南财政贸易干部学校(简称“财贸干校”)。

1960年，财贸干校正式由国务院批准，成立湖南财贸学院，并开始招收本科生。1966年后，文革开始，学校被迫下马。湖南大学原财经学院党委书记李时中向记者介绍道：“当时的军代表们不懂这个道理，认为学财贸，学财会，几个月就会了，不需要学四年，之后就强行将湖南财贸学院砍掉了。”

1978年，国家正式恢复高考，78级学生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入学。当时的湖南大学财经学院承袭原名湖南省财贸学院，而肖钢和蒋超良等第一批的学生，也是以财贸学院大专班的名义招收而来。

1979年元月，湖南财贸学院更名为湖南财经学院，78级学生因此成为湖南财经学院第一届的大学生。

当时，学校的教学工作已中断13年。

13年，足够改变一个人，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时代。事实上，在那个13年里，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所遭遇到的身心伤害，已经不是用“改变”二字能够形容。

这13年过去后，当曾经在石佳冲这片土地上耕耘过的老师们从梦中醒来，就会看到，留给这所学校的困难和考验远远没有结束。他们需要改变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1980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湖南财经学院改由中国人民银行与湖南省双重领导，以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为主，从此，湖南财经学院成为一所部属院校。据78级金融班班主任张利群老师回忆，当年在获准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直属院校的时候，湖南财经学院成为后来选中的三所院校中的首选之地。

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直属院校就意味着，从那以后的毕业生中，每个班都将会有大约10个人将被直接选到中国人民银行任职。正是因为这种优势，使得在后来的20年里，湖南财经学院培养大批高素质金融人才。

然而，当时条件的艰难却是毋庸置疑的。财贸干校原本就成立于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教学设备、基础设施、生活条件之简陋都是现在的大学生们远远无法想见的。

学院一共4栋教职工宿舍，全是两层砖木结构的红房子。当时的教工宿舍甚至没有配套的卫生间，两栋教工宿舍共享一个公共厕所和一个自来水龙头。后来，因教职工人数增多，将部分教工被安排在学生宿舍中居住依然无法满足需要。于是，在如今的校办公楼等处搭建了三栋俗称“干打垒”(旧时北方农村常见，最简便的用土作原料建筑的房子)的临时宿舍。

学生宿舍共五栋，教学楼两栋，都是南北走向三层砖木结构的红房子，当年的学生宿舍一栋、二栋作为与湖大合并后的纪念而保留至今，其它三栋则已拆建为高规格的学生公寓，二栋教学楼目前用作成教学生的宿舍和教室。

没有图书馆、体育馆，就在教工楼东头腾几间教室用于图书数据的陈放、保存和借阅。

甚至连象样的校门都没有，就在学生宿舍1栋和2栋之间砌建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校门。

经历文革十年浩劫，可以想见的是学校硬件条件的已经非常差，然而更为捉襟见肘的，则是学校的师资力量。

校史上清晰记录着：文革十年原湖南财院最大的损失是师资的流失。学院恢复时，仅有教师151人，其中副教授2人，讲师16人，副教授和讲师加起来比例都不到15%，连一个教授都没有。甚至学制都是参差不齐的，既有四年制本科，又有三年制专科和二年制中专，在校学生达1700多人，还要支持外校的教学任务，矛盾十分突出。

三十年多后的今天再回过头看，有些事情会让人觉得难以置信。一个位于长沙河西石佳冲的破落校园，一个岳麓山下步行半小时就能看个底朝天的大学里，在这种办学条件极其恶劣，人才师资都极度匮乏的环境中，竟然诞生出了中国最初也是最为优秀的财经金融人才！

于是又要重复感慨：1978至1981，在这三年里，这些日后在中国金融界叱咤风云的学生们到底度过了怎样的大学生涯？

78级金融班——一个罕见的传奇

我们发现，本文列举的几人中，竟有五人出自同一个班。他们是：肖钢、汤世生、易都佑、吴透红、黄铁军。五人均毕业于原财经学院1981届金融系。

由于这种 “巧合”，本文将重点从财院1981届金融系入手，结合其他从湖南财院走出去并从事金融行业的人们，希望在和他们本人以及原来学院的老教授、老领导们的接触中找出一些成就他们的原因，达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效果。

可以想象，1978年春天，当40名历经文革动乱的学生怀抱着改变命运的渴望相聚到岳麓山之下的石佳冲，对于能够继续学业，心中都怀着一份沉重的珍惜。

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在那个全国上下所有的物资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积压了十几年的考生一起拥进考场，印考卷的纸张和经费成了两大难题。最终，在请示过华国锋后，邓小平决定借调用印《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印高考试卷。

1977年冬天，举行了至今惟一一次的全国冬季高考，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奔向考场。而当年高考录取比例仅为4%，和现在高达70%的录取率相比，这批学生已经是那场浩劫中难得的佼佼者。

然而，这种奇景估计以后都很难再见了。

78级学生中年龄差距之大，已经是整整一辈。金融班年龄最小的三个学生，入学时都只有15岁，连个子都没长齐整，吃饭时总是生怕抢不赢。而年龄最大的唐仕荣则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大女儿都已年满12岁。如今已是深证交易所副总的黄铁军，也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被老师同学叫做“铁托”。班主任张利群告诉记者，当时学生们就开玩笑，说要让黄铁军给唐仕荣去当女婿算了。

这也是当年的“老三届”中存在一种特殊现象。在最开始的几届高考中，“上阵父子兵“的现象并不鲜见，而1978级学生中间这种情况最为普遍。父子同校、母女同考、兄弟同级、夫妻同班的情况甚至都经常会有，而同班同学中间相差一个辈分的情况几乎在“老三届”中普遍存在。

尽管年龄差距很大，但是几乎所有的这群学生们都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下放知青，经历过多年的历练，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当年，湖南财院作为一个大专院校，录取分数线就已经超过本科录取线，甚至这群学生中不少人的高考成绩都已经超过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

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都非常大。在老师们回忆里，当年的很多银行职员都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却因为人才的青黄不接而无法退休。这就直接导致那几届的学生到了毕业的时候会有单位争先恐后来抢。

金融类人才的极度匮乏也给了这批学生很多参与实践的机会。怀抱着“经世致用”的理念，当时的大学教育也越发倾向于与社会需要接轨。当时的货币银行学教授、后来担任过湖南财院金融系主任胡吴定一向记者介绍，当时学校规定，学生每年会有一个月的实习期，由老师分批带队到全国各地的银行实习。

而这届的老师也可以说是在与学生的教学互动中自我成长起来的。78届学生丰富的人生经历，老师想要应付他们有时竟成了一件颇伤脑筋的事情。课堂上经常提出一些突如其来的问题，而任课老师很多都是刚从全国各行各业返回校园，他们对某些新知识几乎和他们的学生们一样陌生，这使得他们对这群特殊的学生必须抱有更加教学谨慎的态度，同时也使得他们总是要花费很多时间来精心备课，以应付学生们出其不意的提问。

这种勇于质疑的特质，使得当时班上形成了一种难得的互动氛围。很多任课老师经常开一些讨论课，或是安排学生下课去老师家中分组讨论。吴定一告诉记者，这批学生学习氛围非常好，为了集中精力学习，当年甚至有学生在大学四年都没去看过一场电影。而张利群也回忆道，当年的肖钢每天都带着碗在身上，白天他都会在学校学习，宿舍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晚上睡觉的地方。

如果说湖南财经学院的课堂教育尚且一般的话，学术教育却肯定是值得一提的。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蒋学模、经济系主任娄尔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夏光寅，著名作家韩少功、以及很多中国人民银行研究人员，都曾经给这帮学生做过学术报告。其中很多的学术报告，在当时都显得思想十分超前。学术报告上系统讲述着人民币汇价改革、利用外资等等问题。甚至在当年人民银行刚提出基本建设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的时候，教授货币银行学的吴定一教授就在做学术报告时，提出对信贷资金只能用于短期周转性货款的质疑，这些大胆突破和前沿思想，都让这些学生从当年教材和旧思维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视野大为开阔，走上了时代发展的前沿。

大学，成为那个时代难得的可以听见不同声音的地方，光凭这点就已经足够让这些学生们兴奋了。

湘财证券与财院的血脉之缘

1992年，距“中国第一股”——小飞乐的诞生，已经8个年头了。

当大多数人对股市和证券都还处于一种陌生地观望和等待状态的时候，中国迎来了邓小平的第二次南巡。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这是邓小平当年南巡中关于证券的一段言论。

无数胸怀梦想和野心的年轻人搭上了南下的列车。从南巡讲话中嗅到的机会太吸引他们，让他们再也不愿意等下去了。也正是这时候，很多人开始注意到“孔雀东南飞”的问题。湖南财经学院也是如此。在当时的湖南高等院校里，老师们待遇很低湘军高级中学女学生名单，很多中青年教师为了待遇问题离开了学校，飞到南方。

“其实当年创办的目的，是为了依靠这些校办产业，为学校创收，然后实行课时费制度来留住了人才，止住了‘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当时担任湖南财经学院党委书记的李时中，向记者介绍当时的湘财证券。

听来有趣，因为在当年，证券作为一种新兴事物，整个国家都缺乏一套完备的管理机制，很大程度上都是抱着一种大胆尝试的心理。很多东西在今天看来或许不合理甚至不合法，但是在当时，却能发展得一路大开绿灯。

1992年，湖南财经学院开办了全国首例高教信用社。之后很快，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为他们大胆“开绿灯”的情况下，湘财实验银行甚至没有经过总行批准，就在地方通过了。以一种“算了，批了再说”的态度，“湘财银行”在长沙袁家岭“偷偷”挂牌成立。当时全国并不只是湖南有这样的情况，无独有偶的是，四川也开了一家银行，名字更是起得轰动，叫“汇通银行”。

或许是因为名字太过大牌，“汇通银行”遭到了香港一家媒体“曝光”。之后，由于媒体报道，总行下令地方不准许再使用“银行”二字。于是，湘财实验银行就变成了“湘财信用社”。

当时，学校决定将陈学荣调到湘财信用社，担任副行长职务。

之后，作为一家新的实验银行，参照国际上金融企业的做法，针对当时的业务需要和未来的发表前景预测，决定成立银行证券部。然后，根据银行证券分业经营的政策，在银行证券部基础上，增资扩股成立证券公司。于是湖南省湘财证券营业部在学校支持下，由湘财信用社注资，组建成立，由陈学荣担任董事长。湘财证券营业部，就成为了今天湘财证券的前身。

1993年3月18日，“湘财证券”正式开张。《金融时报》在1993年4月份的一期报纸的头版上以“湘军可畏”为套红标题进行了报道，湘财证券由此一炮打响。回忆起来，当年原湘财证券长沙总部前台赫然放立的清代名臣曾国藩半身铜像，或许就是“湘军可畏”这个标题的缘起之处。

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78级会计系的陈学荣，一时间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大学教师，变成“证券湘军”中名声显赫的一员。实际上，在那之前他也已经从湖南财经学院的一名普通讲师，发展成了会计系的系主任。而一直到现在，他在担任湘财证券董事长一职的同时，也还兼任着湖南大学的博士导师，以及西安交大教授这样的职位。十几年后，当学校的老教授们回忆起这个学生，大致的印象都是：能力很强，非常活跃，肯动脑筋，口才更是了得。

有趣的是，或许是因为学校很多像陈学荣一样毕业留校的学生后来都选择了下海经商，所以很多外人在看待这所学校的时候，总是会感叹：“这个学校出来的老师学生怎么都这么活跃？”

很快，湘财证券因为其多个“第一”被媒体镁光灯聚焦：第一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增资扩股；第一家被核准为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第一批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第一家与国有商业银行签署股票质押协议；第一家获准设立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第一家向外资转让股权设立中外合资基金公司；成立中国第一家国家级证券博物馆。

当年，湘财证券的媒体营销策略也颇耐人寻味。时任湘财证券CI(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即企业形象识别系统)部经理、基金投资部副经理的陈真诚和湖南大学原财经学院也有着一段不解之缘。打从出校门起，陈真诚就担任湖南财经学院院长涂西畴的助手，直到湘财证券成立。他回忆道：“从一开始，湘财证券就引入了VI，建设理念系统和行为识别系统。这在1991、1993年，很多企业不重视品牌建设、品牌营销推广，更不知道怎么做的情况下，是非常罕见的”。

之后，陈真诚开始以湘财证券工作人员的身份，利用当时媒体缺乏证券专业人才的弱点，为媒体撰写证券专业文章、股评文章。稿件发表时必附上“由湘财证券供稿”之类。甚至有电视台推出专题节目“市场经济ABC”，请陈学荣来讲解。“湖南财经学院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辖的机构，湘财证券拥有众多高校人才，是由专家开办、经营的证券商，值得信赖”这句话被无数遍的重复。

好景不长，在乱世中雄起的湘财证券，或多或少都是利用了当年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不成熟，乘风才得以成行。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只有初生婴儿才是没有束缚的，随着年龄渐长，对于秩序的追求必然将使得各种各样的规矩伴随着成长而出现。

在百度上搜索湘财证券和陈学荣，可以搜到超过1万篇各类报道或文章。然而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这些文章有一半以上都是出自2004年以前。2004年后，遭遇国家整顿综合类券商的风波，湘财证券开始沉寂。之后在媒体上露面，更多的就是关于重组、债转股、甚至股权贱卖之类的消息。湘财证券经历的是怎样的瓶颈和蜕变之痛，或许只有身在其中的陈学荣自己才知道。

不过，作为湘财证券的缔造者，陈学荣当年集西方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理论之大成，和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辨精神，借财院的势和力，在当时中国资本市场前景茫茫之时，他却以湖南人骨子里特有的渴望“敢为人先”的精神，豪情万丈地提出“中国金融兴亡，湘财有责”。事实上，在最初的几年里，陈学荣创建的以金融文化知识建立企业信用的独特经营理念，确实为他培育市场教育客户以及日后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逢其时，不如借其势”，这句话在当年的陈学荣和湘财证券身上，倒也非常合宜。

时代造人

当代左派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一书中曾指出，在一个现代社会体系中，“与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

30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当下的中国正如书中所言，整个社会都已经被深深地嵌入到经济体系的运作之中。无论是政治，文化或是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中国人似乎比西方人更加乐意服从于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则。

这个过程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同时，也给身在其中的年轻人带来了前所未见的机遇。

1981年，当湖南大学原财经学院的第一批学生学成“出师”的时候，他们恐怕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遇上的将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这个时代将给他们带来怎样的机遇。

30年后回头来看，“老三届”的人之所以在日后能够格外突出，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功于那个变革中的时代。尤其是金融证券行业，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领域。而一群有着金融基础的学生，则更加容易在人群中凸现出来。

当时78级学生大约有40%选择了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经过三年学习，这些学生的功底非常扎实，在考研学生中显得非常的出类拔萃，很快便引起了各大高校的注意。“下一个，湖南财院，下一个，湖南财院，一个学校一连一二十个人都是财院出去的”，吴定一回忆起当年学生们参加考研面试的场景，显得非常兴奋。

与现在的大学教育完全不同的是，当年金融系的学生，几乎100%在今后都将从事的跟金融相关的职业。但是在当时，除肖钢等几人被直接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外，也有包括汤世生、陈学荣在内的不少人选择了留校任教。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在这之后，嗅到社会变革气息的先行者们怀抱着各自的野心和抱负，开始跃跃欲试起来。中国开始走向一个将“社会关系嵌入经济体系”的时代。

很快，这批在学校中打下扎实金融基础的年轻人遇上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一轮金融改革与创新大潮。学校这个小小的天地再也留不住当年那群怀抱着“经世”梦想，意气风发的青年。在之后的几年里，留校任教的学生们陆陆续续选择了“下海”，而之前被分配到银行系统的学生也有不少决定离开稳定的岗位寻找新的机遇。

沿海地区的极化不仅吸引来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更是使得人才向沿海地区的迅速集聚，“孔雀东南飞”成了代表那个年代人才流动的一个高频词汇。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过后，回首过往，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这样形容这段历史：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这样的描述，在1978年，在那些好不容易从田间地头考入大学的学生的概念里，恐怕是怎么也无法想象的。然而在今天，在经历这段变革后，当我们试图去接触那批学生，今天已经是宏源证券董事长的汤世生在回复记者的邮件中发出感慨：我们身处一个大变革时代，成功与失败许多因素是机遇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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