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卜居

一

我的父亲陈暄将军经历了出生入死的八年抗战，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台儿庄大战、南阳保卫战等多场恶战，好不容易盼到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父亲曾在“中央训练团”亲笔明志：“行见倭奴歼灭，余愿派赴东夷三岛，参加安抚流亡，宣示我中华民族之伟大，为我赫赫神州申张正义，为余唯一之愿也。”此件藏台北“国军档案馆”，我们2014年访台时风簷展读，墨迹如生，正气沛然，令人动容。然而世事难料，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尚未消歇，父亲征衣未解，征尘未洗，国共交恶，兵戈再起，神州的天空又阴云密布。

这时候父亲的68军整编119旅驻军山东荷泽，我母亲已有身孕，携姐兄住开封，自觉心神不宁，于是去开封关帝庙测字问卜，得一“扉”字。老僧解释说：“此为凶兆，主施主家庭变故。”母亲以为日寇已败，应无战事，耽心长沙的父母老病，于是带勤务兵挈二儿赴长沙湖南大学娘家探视。不料前脚才进家门，后脚凶讯就至：119旅在驻地山东荷泽被四五倍于己的解放军包围，父亲知道必死无疑，就撕下白衬衫一角，急书“速回长沙”四字，遣人觅山路小道急送开封夫人处。数日后，119旅九千官兵悉数被分割围歼。父亲喋血于鄄城刘庄，终年四十五岁。时间是1946年旧历10月24日。

母亲得讯，如五雷轰顶，悲惨凄惶！又带勤务兵挈二儿循原路北上。当时我尚在母腹，姐姐书芬四岁、哥哥书林二岁。母亲不顾险怖，将二儿暂寄开封，只身走鄄城战地，当时正由解放军清扫战场，但见尸横遍野，惨不能睹，未能寻得丈夫的屍骸。

开封旧窠已人去物毁，南望家乡又山长水阔，母亲如遭山崩地裂，为儿女生计，无奈怀抱书林哥哥奔赴南京，经父亲在军委会的一个朋友李高参(原68军军官，中将)引导，到宁波谒见了在军舰上的蒋公。

时当初冬，天气阴冷。蒋先生身着戎装，披黑色大氅，正在一间大房间里踱步。李高参禀报后，母亲麻起胆子，哭诉惨变，蒋先生听后默然，问道：“陈暄是黄埔哪一期的？”母亲说：“第四期进校，因病第五期毕业。”蒋先生叹息，以手抚摩母亲怀抱着的书林的头顶，低声徐缓地对母亲说：“你不要难过，回家好好带大你的儿女。”

于是蒋先生命侍从开给两千银元支票作为丧仪，国府抚恤令着令按高一级亦即中将待遇抚恤家属。

然而，夫君命殒，旧窠已毁，一家四口，天地虽大，何处可归？这时候，湘军刚烈坚韧的基因于后代弱女子身上给予了放大的嘉恵。“母腹南奔路几重，黄河扬子怨声吞。”无奈，母亲咬紧牙关，一手牵姐姐，一手牵哥哥，怀我于腹中，在内战炮火的“陪伴”下，一路南奔。几十年后，母亲还回忆当时没有铁路大桥，她与哥姐母子三人踉跄地步行走过黄河，一路上姐姐哭诉“走不动了！”中途四五次在河滩歇脚。就这样母子三人步涉黄河，舟越长江，凄惶南渡，奔向长沙岳麓山下的娘家。

当时外祖父刘永湘先生在湖南大学教授国文，一家子住在岳麓书院。外祖父母慈善，宁可拖累生活，也慨然接纳拖儿带女的女儿。

1947年阴历2月初4日，我就出生在岳麓书院忠孝廉节堂下面的平房中。我是一个遗腹子，人生的最初记忆是朦胧灯影下母亲的饮泣。

二

这里，我要简叙一下我的家世。

我父亲陈暄，原名诗亮，字元明，湖南桂阳泗洲寨小洑村人。黄埔五期毕业，去世时任68军整编119旅少将副旅长、政治部主任。他其实是贫家子弟，却常说自己是“楚南巨族”之后。这是指其高祖是陈士杰。陈士杰(1825—1893)，字隽丞长沙湘军高级中学教师宿舍，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廷试第一等第一名，当时俗话说：“举人进士靠不住，真正学问在拔贡。”陈士杰是有真才实学的。他历任兵部侍郎、浙江巡抚、山东巡抚，在晚清的政治军事上有一定的影响，在海防，河工、教育等方面都做出过贡献，是一个著名的“循吏”，《清史稿》有传。桂阳泗洲《陈氏族谱》云：“忠厚贻谋远，诗书锡庆长。”士杰公是厚字辈，我父亲名诗亮，是士杰公的四世孙。这里说一个可供谈资的小料。前几年，我整理出版了母亲的曾祖父刘长佑的《刘长佑集》，刘长佑家乡新宁县也热热闹闹地举办了首发式。后来我有次午睡，梦见一个着青长衫的老人，不悦地对我说：“你只知道帮娘家出书！”吓得我连声说：“书良不敢！”因此这两年我都注意整理陈士杰的书，今年终于将《蕉云山馆诗文集》付梓问世，这是差足告慰亡父的事。话又说回来，虽然我父亲在桂阳有族人，在长沙却没有亲人，当年在危急存亡之时我母亲当然只能投奔娘家了。

我母亲刘容，原藉新宁，曾祖父刘长佑、族高祖父刘坤一都是晚清的封疆大吏，刘长佑(1818—1887)，字子默，号印渠，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其后投笔从戎，是“楚勇”的创始人之一，有“同治中兴四台柱”之称，是湘军系统第一个担任直隶总督坐镇天子脚下的大员，刘长佑先后出任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广东巡抚、广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刘坤一则担任过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据历史学家陈寅恪分析，湘军约有三个支派，即曾国藩、胡林翼、彭玉麟系，左宗棠、刘锦堂系，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系。湘军不仅充当了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军，而且倡导了晚清的“洋务运动”，是“大清国”抵抗外侮的重要力量，对整个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刘长佑情操高尚，在他辞世近半个世纪之后，被国民政府选定为湖南古今“三十位贤人之一”。“湖南先达，官至督抚，则旁无姬侍者，惟长佑一人”。(李肖聃语，《湖南文献汇编》第2辑第200页)刘长佑虽然终生不纳妾，不二色，但他的儿子却不然。刘长佑的三子刘思谦(母亲刘容祖父)二品荫生，辗转多地做过知县，他与云南白族的小妾生了两个儿子，即刘永济和刘永湘，兄弟中排行第九、第十。刘长佑虽贵为云贵总督，但为官清廉，家产绵薄，三子刘思谦妻妾所生子女众多，永济永湘两兄弟是庶出，在家中受排挤，更无意家产，所以年轻时就先后离开新宁，到长沙求学，以后教书，自食其力。当年我父亲北伐打下武汉，我父母在汉口举行集体婚礼，主婚人就是在武汉大学教书的伯外祖父刘永济。我父亲亡故时，伯外祖父刘永济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代理校长，外祖父刘永湘在湖南大学国文系教授古代文学。家住岳麓书院。

三

那时候岳麓书院是学生斋舍，也住一些教师。我记得教师阅卷子就在忠孝廉节堂，外祖父和杨树达、杨荣国等先生正襟危坐，笔走龙蛇。逢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小孩玩耍都离得远远的，生怕惊扰了他们“神圣”的工作。外祖父有《蝶恋花》一词记“丁亥(1947)中伏评阅试卷于忠孝廉节堂”：

长夏何曾凉少许，接座衡文，挥汗真无数。几日堂簾行乐处，停思不碍捜才路。 一阵红霞天欲暮，枝上蝉声，好似留人住。频搅枯肠无一语，意行袖入新词去。

家里大人规定我活动的边界就是书院大门，寂寞的我们姐弟常常抚摩着岳麓书院大门两旁光滑的石鼓，呆望着外面的世界。那时候岳麓书院外面却是一片荒凉，每到晚饭后，就有人打锣，叫道：“各家各户关门呵，小孩子莫出来，外面有豺狗！”所谓“豺狗”，应该是野狗和狼。我还记得五岁时，有天太阳西下了，有个老猎人牵着条狗，背着猎枪，双脚打着绑腿，风尘仆仆，到我们家讨口水喝。他说自己是衡山人，从南岳追一只老虎，追到岳麓山不见了，明天他就要回南岳去。那时候从南岳衡山到岳麓山一百多里山林绵延，是联成一气的，确实可供野兽来往。几年后，公安战士果真在岳麓后山击毙了一只老虎，听说打虎英雄当时还披红挂彩，敲锣游了街，老虎后来被制成标本，至今还陈列在湖南师范大学标本室。我以为，这应该就是老猎人从南岳追赶下来的那只老虎。

因为六、七个姨妈舅舅都未参加工作，我们母子来投，家中又平添四口，一家十几口人，全靠外公一人的工资过活，很快妈妈带来的抚恤银元就用完了，所以我们的生活是很清苦的。外公除了在湖南大学教授古代文学以外，承蒙好朋友曹典球先生帮忙，还在湘江东岸的文艺、艺芳中学等校兼了课，有时坐着轿子去赶课。长沙那时不大，俗谚说：“南门到北门，七里又三分。”全城有九个门，一乘小轿，两个轿夫，健步如飞，外公教了一天课回来，常拍打着身上的粉笔灰，自我解嘲说：“今天又做了一次‘九门提督’了。”

我的儿时并不快乐，甚至充满忧伤。因家中经济拮据，佣人辞退了，母亲一天到晚做饭洗衣，很晚了还要凑到如豆的煤油灯下为三个儿女缝补衣裳。每当看到小伙伴被父母牵着手的欢乐情景，我口里不说，心里很酸楚，怕引发妈妈伤心。我常常一个人坐在书院天井的大树下，默默地想象父亲的模样，有时一想就好久好久。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四、五岁时的一天，我在后房午睡，这时有个街邻大婶来访，与母亲谈及凄凉困苦的生计，劝母亲将“小伢子”送人长沙湘军高级中学教师宿舍，因为“伢子小，别人带得亲”。母亲当即拒绝，送客后，返坐床畔抚摸我，默默流泪。我假装睡熟，五内俱焚，又惊骇又悲伤。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使儿童心伤的事情吗？直到少年时，我最害怕的事就是与母亲、哥姐分离，从那时起，我就狠下决心，一定不要成为家中的拖累。

岳麓书院山居的童年生活是清苦凄凉的，我看惯了一觉醒来外祖父边咳嗽边阅卷的背影，看惯了那些教授胸前的粉笔灰，看惯了穿着破旧的学子在寒冷的走廊里徘徊诵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清贫的外祖父家又是充满学术意味的。外公的同事、好友杨树达、王啸苏、杨荣国等常过来聊天，他们常将我抱置怀中，带我吟诵古诗。我总觉得。疏庵（王啸苏）爷爷一边咪缝着双眼，一边拍打我，吟诵的诗词是极其美妙的音乐，一定包含着极其动人的故事。这些爷爷都是海内鸿儒，他们对我十分怜爱。有一次疏庵爷爷请客在山楼面食，小笼包子刚刚上席，他就夹出两个，要外祖父带给我。后来外祖父还填写了一首《金缕曲》纪其事，中有句云：“向高楼，登盘快啖，袖中笼取。”老人家加上脚注：“疏庵以二馒贻我小孙。”

因为妈妈和外祖母从早到晚劳累，外祖父就担负了对我媬抱提携之责。外祖父信奉“不动笔墨不读书”，读起书来左手执卷，右手执笔，神情显得那么肃穆和虔诚。我常常依偎在他的身旁，看他用笔在书上圈圈点点，有时还在天头地脚批上一行行遒劲的小字。慢慢地我也看出了点门道。有一次，我趁他暂时离开，拿起笔在书页的“子曰”下画了一个稚嫩的小圆圈，外祖父一看乐了，他说：“人字易写人难做。你没有父亲，要靠自己发愤，以后不管命中注定做什么谋生，做工人做农人还是做生意人，都要做一个读书人。”

饭后，外祖父常常携我在斋舍散步。有一次，时当隆冬，寒风嗖嗖，我看见学生在走廊边读书，有个学生衣着破旧，脚后跟生了冻疮，红肿得像个小包子，不能穿袜子，趿着旧棉鞋，在忘情地诵读。我就问外祖父：“他生了冻疮不痛吗？不痒吗？”外祖父说：“学问者，天下之公。为公的追求，让他忘记了个人的小痛痒。”他又补充说：“细伢子，这些你不懂。”

我当然不懂。当时我只是一遍一遍重复唸叨外公的话。人生就是这样，有些话要以后才能理解，也许要用一辈子去体验的。

四

外祖父在湖南大学国文系的生活是颇为惬意的，他的专著《文字学》《文范》相继由学校石印印行；校长曹典球先生注重交谊，尊重学问，时有诗词唱和。“大佬”杨树达则是外祖父、谭戒甫、王啸苏等一班学究的领袖。遇夫先生1942年被教育部聘为部聘教授，1948年被中央研究院选为院士。外祖父《巳酉首夏祝杨遇夫先生六十寿》诗有句云：“明经颂洽关西圣，祭酒年尊稷下师。”可以反映出遇夫先生在“群彦中崇高的威望。兼之湖南大学风景幽雅，外祖父真愿意在岳麓山下教书育人，终老此生。

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处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亦不例外。从表面上看，杨树达仍旧受到礼遇，他先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省人民政府委员、科学院学部委员。毛泽东三次与他会面，多次与他书信往还，视为上宾，以致陈寅恪风趣地称杨为“丰沛耆老、南阳近亲”。然而，随着党对学校领导的深入，“学界领袖”的基础—“学界”长沙湘军高级中学教师宿舍，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得到改造。虽然说，自律、克制、容忍是老一代知识分子试图适应新时代的必然，然而客观现实又往往使他们仓皇、尴尬，以致慢慢产生了疑惑、迷惘，甚至失望、无奈。

这种水银泻地似的改造当然始于人事。1949年6月以后，有两位先生一前一后，飘然步入岳麓山下的千年学府。他们是杨荣国与谭丕模。

杨荣国，长沙人，上海群治大学毕业，学的是教育。据他自己说，出身不是名牌大学，亦没受过名师指点，做过几年中学教师，自学成才，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来指导中国思想史研究。在抗战时期，杨荣国追随左派文人郭沫若、吕振羽、邹韬奋等三次流亡，从长沙到邵阳，到桂林南宁，到重庆，经常在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在南宁因支持学潮而坐过牢。顺便说一下，杨荣国将学术绑上政治战车的本领到“文革”后期发挥到极致，以至江青将他的法家研究系列成果视为“评法批儒”的利器而一度名扬天下。当然，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杨荣国重重地跌落，暗淡地结束了自己的人生。这是后话了。

与杨荣国相比，谭丕模的政治背景更为雄厚。他是湖南祁阳人，北师大中文系毕业，与中南局书记陶铸、省委书记黄克诚、省委宣传部长唐麟都曾同学，而且关系都很好。谭丕模还曾救过陶铸的命。周小舟甫到长沙，找的第一个人就是谭丕模，并于1950年3月介绍谭重新加入了共产党，让他当省教育厅厅长，谭丕模不愿意，说自己擅治中国文学史，于是留在湖南大学担任中文系系主任。他与杨荣国都成了杨树达的顶头上司。谭、杨二人表面上是教授，其实是共产党领导湖大的五人秘密小组成员。一般老师书斋里长大，讲台上谋生，哪里知道这些奥妙机关呢？

杨荣国尚且自顾自研究先秦诸子，谭丕模则雄心勃勃，要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模式，改造湖南大学国文系。

谭丕模认为，旧湖大国文系是一个顽固保守的“经学堡垒”，只重古文，不要今文(白话文)，学生作文只许用文言，不准用白话，有所谓白话文不许过江(湘江)之说。考生答卷如用白话，一律不看，不给成绩。课程单一，不是古文字，就是古文学，毫无现代气息。凡此种种，远远落后于时代，必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这个改革的突破口，就是整顿教师队伍。首先，谭丕模解聘了“反动分子”陈书农教授，将魏猛克、王西彦、冯放等左翼文人补充进来，却又让好几位教古代文学的老师改任研究员，停课学习马列，客客气气地剥夺了他们上讲台的权利。恰好这些老师都是杨树达的朋友，用谭丕模的话来说，就是压一压杨树达的“嚣张气焰”。我的外祖父也改任研究员，黯然走下了心爱的讲台。再后来，谭丕模荣调北京，1958年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飞机失事辞世。这时距他在湖南大学行使威权才过去五年。记得外祖父是从《长沙日报》上读到这则消息的，当时他叹息一声，摇摇头，郑重地收起了这张报纸。这是后话。

这一切，杨树达都看在眼里，如冬饮水，冷暖心知。杨树达及其朋友们都是许身学问的鸿儒，他们认为，学术是一片特殊的空间，它是要对历史负责的一片领地。它与政治不能挂钩，政治可以有欺骗，可以讲利益，但是学术是讲责任的，重在求真求实，所谓“上有千秋，下有千秋”，所谓“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杨树达尤其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他长于学问，昧于世事。

1950年杨荣国出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杨树达感到大惑不解。当有人告诉他广播电台已经广播，他居然不信：“肯定是广播员念错了！杨荣国先生的特点不就是错别字多吗？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文学院院长呢？”1951年7月，杨荣国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其中引用甲骨文、金文屡屡出错。杨树达看后十分生气，当即撰文质问，一一指出其误。不仅如此，杨树达还对湖南大学领导说，杨荣国学力不宜任教授，可以当图书馆馆长或总务长，以免贻误青年。领导听后默然。杨树达哪里知道，杨荣国是湖大秘密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校行政如何敢表态？天真的杨树达还在日记中记下此事，然后说：余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号召为此，言而不能用，则余之责任已尽矣。”

不久，湖南大学评定教师薪水等级。最高为六级，荣膺者有十名教授。对于杨树达，群众不仅公认第一，而且认为应再加一级。但是，当杨树达听说谭丕模和杨荣国两人也是六级时，大为不满：“谭丕模连《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都看不懂，亦评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平心而论，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

结果当然杨荣国、谭丕模仍旧都是六级。至于职务，杨荣国也没有改任图书馆馆长或总务长，而是堂而皇之地就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杨树达的尴尬可想而知。

于是，杨树达索性上书毛泽东。

杨之所以敢于上书，是因为所恃者有二。一，自己与毛泽东有特殊的关系，当年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曾经听过杨的课。故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每次回湖南都要接见杨。杨每有事上书，毛都会回复。二，他深信毛泽东有很高的学术素养，非一般领导干部可比。

然而，杨树达万万想不到的是：在友谊与利益之间，毛泽东选择了利益。在学术与革命之间，毛泽东选择了革命。可悲的是，以后几十年，在对待学术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正是以迎合政治需要程度来判断其质量与地位的。

毛泽东没有给杨树达回信。后来，有人向他晓示“意旨”：“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杨树达方才幡然醒悟，于是“自悔孟浪，遂再奉书”，表示歉意。毛回信：“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是较好的。”

在这种情势下，杨树达便不得不离开工作了十余年的中文系，转入法商学院的历史系。

也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外祖父在麓山诗社夏课中写下这样一首《夏日田园杂兴》：

水田如卦逐层低，界断青苗一字堤。识我往来鸥鹭狎，为谁欣戚鹊乌啼。抛书有梦依池北，垂钓无言到日西。藕碧榴红清兴在，不须争向冷云棲。

这首诗博得了王啸苏、徐桢立等诗友一片叫好，评为了夏课第一。

1952年冬，由于高校院系调整，湖南大学国文系并入湖南师范学院，外祖父的课也大幅减少，兼之他常犯哮喘，要常去医院。我们随着外祖父一家搬迁到河东居住。家具不多，有工友搬运。于是我们一家携带细软，从牌楼口坐小木船过江。牌楼口的对面渡口就是朱张渡，南宋时候，朱熹主讲岳麓书院，张栻主讲城南书院，他们常常一叶扁舟，往来于城南、岳麓之间，河东的渡口就叫做朱张渡。那时湘江虽然已有轮船过渡，但是是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师生进城都喜欢从牌楼口坐小木船摆渡。

在牌楼口到朱张渡这一段水路，南来的湘江被橘子洲一剖分二，江水在洲头的撞击下变得更激昂，夹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似乎拥有悠悠不尽的岁月的风雨晨昏。

我们家这次搬迁的目的地是长沙城北左文襄祠，属于通泰街地区。

五

民国时期的通泰街还是一条主要街道，到五十年代初期，虽说形貌上差不多，却已现迟暮之态了。如果还要追溯远一点，长沙的旧城墙是西汉王吴芮修筑，砖士为基，明初改筑古基。徐勇、洪承畴降清后，全然不念故主旧思，将明吉藩城砖拆下来，加高加厚城墙。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军围了长沙，在南门一带猛力攻城，掘地道放地雷乱炸，将晏家塘、魁星楼等处的城基弄得千疮百孔。后来经过骆秉章、刘琨等抚台前后重修，才恢复原貌。长沙城还是颇为壮观的，周围二千六百三十九丈，广五里，长十里。当时有俗谚云：“南门到北门，七里又三分。”应该是民间相当精确的丈量。全城原本有九个门，东边是小吴门、浏阳门，南边是黄道门，西边因便于水运，有德润门（小西门）、驿步门（大西门）、潮宗门、通货门四门，北边有湘春门、新开门。到1901年后，东北角又新开了经武门。旧时所谓城池，有城便有池，池就是绕城的便河，俗称护城河。城要高，池要深，叫做“金城汤池”。“固若金汤”，别人才不容易打进来。1917年，湖南都督谭延闿下令拆城墙修建环绕马路，所以待到我家搬到河东时，除天心阁还保留一段城墙外，老城墙已荡然无存了。

城墙和城门虽然无存，里面的市井格局还在。西城四大城门之一的通货门，因通货码头而得名。清乾隆《长沙府志》云：“旧有通货门，盖言货所从入也。”可见其得名颇早，应在清初以前。通货门，又称通泰门，进门即为通泰街。从这个意义上说，通泰街是通泰门正街。也正由于此，胡林翼、陈宝箴等的宅第才会在这条街。

我迁入时的通泰街东西向，约500米长，约9米宽，麻石铺成“三块板”型。亦即将凿成长条形的麻石长者整齐横排在路中间，两头砌以直条形麻石，两侧又是横排的长条麻石，不过较路中之石条短一些。路两边又砌以直条麻石。据陈先枢金豫北编著《长沙地名古迹揽胜》卷一，长沙用麻石铺路始于清雍正年间至光绪初年，长沙无论大街小巷均满铺麻石，形成市貌的特色。石料则来自湘江下游的丁字湾，我记得小时的童谚就有“丁字湾的麻石，五百年长一寸”的说法。当时长沙的下水道不设管道，大多是土质明沟，麻石就顺路势铺排在明沟上。如果石条缝隙大，还可以看得见其下汩汩的流水。每逢雨后，麻石街面冲洗得干干净净，走在上面又感到十分舒适。尤其是在夜晚，市嚣渐息，长沙男女喜穿木拖鞋上街，石板路上又响起一片橐橐声，别有一番韵味。

通泰街作为通货门正街，街道两旁还有一些小街巷，有些通其它街道，有些则是“死巷子”。街北侧面从西到东挨次是保城堤、茅棚街、胡家菜园、忠信园、泰安里、三义里。街南侧从西到东挨次是草河街，草墙湾、龙王宫、寿星街、慕莲里、泰润里。通泰街的东端是头卡子。

所谓头卡子，清朝时是从城北湘春门入城的第一道关口，设有木栅门，故称头卡了。我搬到通泰街居住时，头卡子是通泰街、北正街、成功街交叉的十字路口，已成为了热闹的菜市。

我家搬到通泰街是1954年春，往73号湖南师范学院宿舍，因为当时经过院系调整，外祖父由湖大调入湖南师范学院。过江之初，我们家是短暂租住在距头卡子几步之遥的左文襄祠。

为什么外祖父一棹烟波，要卜居通泰街，卜居左文襄祠呢？

理由很简单，外祖父一家二十年代初就住过此地，对长沙城北风物相对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