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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湘军高级中学学费多少 读任正非、细品贵州,这座山省,早已不是“透明”的存在

时间:2023-07-14 阅读:192次

三十年前错过广东、浙江的机遇,今天不能再错过贵州。

— 2018 / 马云 / 贵阳 ”

义乌正北二十公里,德胜岩北麓,有一个古老姓氏的家族在此繁衍生息,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任店村。

200年前,一位叫任兆源的中年男子,在距离任店村不足5公里的浦江县城创办了“任三和”腿栈长沙县湘军高级中学学费多少,寓意“天时地利人和”。

众所周知,中国火腿看金华,唐开元年间《本草拾遗》有载:“火骽,产金华者佳”。而大家有所不知的是,金华火腿的名片在浦江,尤以浦江竹叶熏腿闻名于世。据民国十八年《工商半月刊》记载,浦江知名腿栈为汪益生、张恒泰、陈发祥、任三和。

“任三和”极盛时年产火腿数千只,所产火腿大量销往诸暨、杭州、宁波等地。据说,当年的火腿集市,任家人不到,集市不开市,可见当时“任三和”在火腿行中的规模和影响力。

“任三和”既是商号也是房头号,当年任兆源用做火腿生意发家致富赚的钱盖了任店村里最豪华的“十三间头”。任兆源一共取了四房,“任三和”也就一分为四,各自经营,长房任三和桂记,二房楷记,三房椿记,四房柄记,每房都有“任三和”印章。

“任三和”今为任氏祖居(图:浦江文旅)

任兆源与四房的生子取名任承柄,腿栈故为“柄记”。比起父亲的经商热情,任承柄更钟情于教育子女。一是抗战爆发,火腿生意日渐衰落;二是学习改命更能激发起其家族使命感。1910年,任承柄的儿子在任店村的“任三和”降生,也许是抱着“十年树人,百年树木”的朴素教育观,给这个婴儿取名木生,字摩逊。

任木生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31年考取了北平民大(泛指民国时期北京的大学)经济系,这一年全国考取的大学生大概是1万名(在校生4.4万名),在校大学生是中国总人口的万分之一,也就说任木生是“万里挑一”的天之骄子,更是任店村的第一位大学生。

任木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长沙县湘军高级中学学费多少,进行抗日演讲,参加共青团。天有不测风云,任木生的父母亲相继病逝,他失去了经济来源,大四辍学回到了老家。

1934年,经人介绍,任木生去了浙江定海水产职业学校任教,后来转到南京农业职中任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任木生经人介绍去了广州412兵工厂当会计,这是一家生产防毒面具的兵工厂。怎奈日军步步推进,广州很快失守,兵工厂不断西迁,迁到了贵州桐梓。

17岁的程远昭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贵州人,高中毕业就在家乡做了一名教师。在那个年代,在穷乡僻壤的贵州,拥有高中学历已堪称知识分子,而对于一名女性而言,称之为“人中凤”也不为过。

1944年秋天,34岁的任木生与17岁的程远昭走到了一起,在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安了家。

一个浙江人,一个贵州人,自此结了缘。

对于他俩而言,喜悦抵不过儿子的降生。

这位一半浙江一半贵州血统的男孩,75年后竟然一个人一家公司与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国家掰手腕。

这个男孩就是任正非。

任正非籍贯图系(@Hello老板制图)

2001年2月25日,农历辛巳年二月初三。

一篇万字文《我的父亲母亲》在华为内刊传开,据知情人透露,文章作者“一面改一面掉眼泪”。

即将迈入甲子之年(时年57岁),一向内敛低调的任正非,那一刻为何如此深情?

1944年,任木生仍然眷恋着浙江的故土,带着任正非母子二人回乡,而国民党特务也随着而来。任木生在国民党的工厂工作,而信奉的是共产党的信仰,他的言与行自然被背后的眼睛“盯上了”。也许是上天眷顾,特务却抓错了人,而任木生再次折返贵州,自此在贵州这片土地扎下了根。

任木生先后在贵州黔江、镇远、关岭、豫章等中学任教,随之而来的家庭成员也多了起来,从三口之家变成了九口之家。

任木生的每一次工作变迁,程远昭都要陪伴左右。任木生的眼里只有工作,而程远昭不止有工作,还要照顾任木生的生活起居,当然还有子女七人的吃喝拉撒,一边要拿起粉笔完成中学的教职,一边要放下教鞭埋没于煤球、买菜、做饭、洗衣的家务活里,日复一日。

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2)和十年文革(1966-1976),饥饿、屈辱、打击接二连三地降临在这个九口之家。

作为双职工家庭,怎奈工资微薄,他们不得不为生活发愁,除了生活开销,每每到新学期,一人2-3元的学费,程远昭愁容满面。每每月底,这位中学女教师不得不向人借3-5元度过饥荒,可很多时候是无功而返。

“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的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任正非在写完这篇《我的父亲母亲》的后一个月,在华为2000财年销售额达220亿元,利润以29亿元人民币位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的背景下,却在《华为的冬天》里大谈危机和失败,这与其饥饿年代的经历不无关系。

2001年任正非发表著名的《华为的冬天》文章(@Hello老板 制图)

“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但我从不敢向妈妈提这个要求”,任正非回忆到,他担心提了这个要求,他的弟弟妹妹就会更加艰难。采野果、种南瓜、吃米糠饼都是他们解决饥饿的方式,家里穷到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罐装着,任正非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

“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看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

或许是这片山水,给程远昭烙下了勤勉、要强、独立的标签,竟然凭着自修文化,最后还被评上了高级教师,程远昭的学生对她的责任心印象深刻。如果说程远昭带给任正非的是坚韧、责任,那么任木生带给任正非的是知识和重托:“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证明了的真理。”

回顾过往,任正非有着超然的平静:

“没有他们在困难中看见光明、指导,并逼迫我们努力,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

“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也从未有心中的不平,我已习惯了我们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

每一个人,都有他童年的影子,或好或坏地影响着他的一生。而这个影子,不止来源自于原生家庭,也来自于他生长的那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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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距离任正非老家百余公里外的贵阳,有一位大他一岁的老乡同样也在干一件商业的事情,同样也是与刁蛮的美国过招,从1992年过招到2001年,从黑发谈到了白发,中国终于迈入了WTO的大门,这位贵州人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他就是龙永图。

1994年,距离任正非老家200公里外的毕节,有一位小他11岁的老乡离开了工作十余年的新华社,在广州开始他战略咨询的商业生涯,这位曾被邀请至中南海给高层汇报的记者,帮助中国近百座城市打造了各自业界专属第一的产业名片,也成为中国式战略思想者的旗帜,他就是王志纲。

2002年,距离任正非老家450公里外的道真县,有一位小他27岁的老乡在广州开始广告创业,他硬是把来自西方的品牌营销舶来品转变成了自己的理论“超级符号”“文化母体”,并开始向西方反向输出,他成为中国品牌营销的思想高地,引领中国品牌营销的方向,他就是华杉。

任正非、龙永图、王志纲、华杉,他们不止是商业领域的成功,而是在做着思想引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贵州,为什么是贵州人?

我是湖南人, 我的家乡在悠长的古代,如坠漫漫长夜,是文化荒漠之地,也只有到近代,湖南才引领百年风流。

湖南隔壁的贵州,战国被称为“西南夷”的山水之地,同样如坠漫漫长夜,亦是文化蛮荒之地。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如是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夜郎自大”的帽子就莫名地扣在了贵州人身上,这一扣就是两千多年。这个拥有125.8万座山峦,山地面积超过92%的山水之地,难怪曾被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

如果说文化有黑夜和黎明的界线,那么明代是贵州文化蛮荒与生长的分界线。

据史载:彝族首领普贵纳土归附,明太祖为嘉奖他,特命其为矩州刺史。“矩州”土语读为“贵州”,太祖因其俗授之敕书,于是有了“贵州”之名。

据《明史》记载:“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而以长官司七十五分隶焉,属户部……贵州为内地自是始。”

数十万来自中国各地的明军,由清水江入黔,经过今天的贵阳、安顺,屯兵以征云南,贵州作为西南枢要的地位愈发凸显。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朱棣下令设贵州布政司。在明军铸就北方边关,平定南方大地这段推进国家统一的史诗里,控扼西南的贵州,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十三个行省闪亮登场。

贵州布政使司的建立,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十三个行省闪亮登场,自从从“夜郎”变成了“贵州”。

建省600年,贵州全省共有49个民族,仅次于云南和新疆,居全国第三位。

贵州地形复杂,山地面积占82%,境内横亘大娄山、乌蒙山、苗岭、武陵山等四大山脉。贵州地区在春秋时期开始建制。当时,西南各地部落林立,贵州一带被称“南蛮”或“荆蛮”,北起今沿河,中经印江、石阡、三穗,这一线以西之地存在着许多独立割据政权,为大小不等的“邑”。

贵州行政区划变迁示意图。 制图/聪聪

贵州地势地貌示意图。 制图/田东玉

明代,贵州文化拓荒伊始。

明代,江西则已步入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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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文人灿若群星,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陆九渊、姜夔、汤显祖……,无一不是文坛巨子。作为作为庐陵文化代表的吉安府,号称“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写春秋”。从唐至清,吉安出了3000多名进士,其中21位状元。明朝期间,江西全省一共考中的进士3000多名,而吉安一个地方就占了1/3,超过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个省加起来的总和。

可谓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隔河两宰相(欧阳修和文天祥)、一门三进士(曾存仁、曾同享、曾乾亨)、五里三状元(王垦、刘俨、彭教),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

不止文化,江西商帮与晋商、徽商鼎足而立,称雄一时。江西行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包括八闽两广、荆楚川蜀、幽燕关陕。

明代初期,经历了元末战乱的中国广大地区,经济凋敝,田园荒芜,尤以湖广为最。当是时,江西人口达八百九十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四,人口密度是全国人口平均密度的三倍,而土地面积仅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四。

多余人口迁徙到人口稀少、人均耕地多的湖广和贵州,“江西填湖广”“移民入黔”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一次移民:军屯入黔

这批入黔的军人、官员、商人、农民,是明代第一批汉族移民。军人及其家属是主力,明代先后进入贵州的官兵达二十余万名,加之后来的军人家属,总人数高达八十万人。

第二次移民:流民进云贵

在豪强兼并土地、贪吏盘剥农民的严峻现实下,广大农民选择了逃亡和起义之路。他们背井离乡,远走云贵和湘鄂西部山区。外省人到贵阳的主要是士兵、农民、商人、官员、和尚道士五类人。

第三移民:江西入黔

江西无土少地的农民、山区落籍的客家人以及土著赣人,携家带眷,呼朋唤友,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史诗般的迁徙运动。

这批入黔的赣籍竟达数十万之众:他们或是无产业的农民,但有先进的耕作技术,怀揣新土地主人的愿景;或是自由移民,应在黔站稳脚跟的亲戚、同乡之邀,前往贵州淘金,主要从事商业或手工业。这批人因自身经济、技术条件不同,到黔后,有的落地生根,开荒种地,世代以务农谋生;有的南来北往,贩卖商品,成为商贾;有的开作坊,搞建筑,靠着精湛的手工工艺发家致富;有的替人种地,为人打工,整日为生活奔忙,然而对未来充满希望……。

三次大规模的入黔移民中,江西移民人数最多,经数代繁衍之后,在贵州构成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有很多贵州人的族谱里清晰地记载着“吉安府”“南昌府”的祖籍地。

出生于贵州遵义的郑珍,这位被喻为“清代三代诗人”之一,“西南巨儒”之一的贵州名人,他的先人就是从江西吉安府的吉水迁移而来。

贵州画祖杨龙友祖籍江西吉安府,晚清名臣丁宝桢祖籍江西抚州府,国民党一级上将何应钦祖籍江西临川府。

可以这么说,江西客家人的家学和文风在他们后世身上得以延续,江西给贵州的文化荒漠带来了不熄的火种,在世代的发展中,这里诞生名儒和思想者一点也不奇怪。

如果说“移民入黔”带来文化的火种,而书院则为它燃起了生生不息的火苗。

说到贵州的书院,一定绕不开王阳明的龙冈书院,也必提“阳明心学”和“致良知”。

王阳明心直口快,因事贬谪到贵阳龙场驿担任驿丞(可以理解为今天的收费站收费员)。一个官场失意人,在一片荒芜的军屯之地,过着寡淡的生活,反而辟出了一片宁静田地,创办龙冈书院。

讲学、布道、著书成了王阳明的日常,据《王阳明在黔诗文注释》一书所收诗文统计,王阳明在贬谪贵州期间共写诗129首、文26篇。其中《教条示龙场诸生》《龙场生问答》《何陋轩记》《君子亭记》《象祠记》《远俗亭记》,进而慢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就是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杨明学派。

王阳明之后,黔中王门弟子在贵阳创办天下王门第一家书院:阳明书院(1534-1733),清初改为“贵山书院”,清末又更名为“贵州大学堂”(1902),从1926年更名“省立贵州大学”到1942年为“国立贵州大学”,建国后才统一为今天的名字:贵州大学。

长沙县湘军高级中学学费多少 读任正非、细品贵州,这座山省,早已不是“透明”的存在

作为贵州省唯一的211大学,其实是贵州书院发展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在王阳明耀眼的背后,明清时的贵州,书院遍地开花。据民国《贵州通志·学校志》的《书院表》统计,明清时期贵州共有书院141所。

曾经作为“化外之地”的八寨厅(今丹寨县)、丹江厅(今雷山县)、古州厅(今榕江县)也是书院遍地。时下爆火出圈的村超之地榕江,在300年前的1729年,西山书院在车江拔地而起,后来文峰书院、榕城书院、榕春书院、龙岗书院、翠英书院陆续落地生根,为这个叫做榕江的小地方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文化血液。

从乾隆至道光,贵州书院“专注于教”,其“化逮遐荒”,故经百年发展,“黔省人才蔚起”“文风之盛甲通省”,贵州文化的飞速发展,书院实在功不可没。

历经数百年的教化长沙县湘军高级中学学费多少,让这片“文化蛮荒”之地姹紫千红,虽无法与周边是湘川渝相比,但也为它注入了追赶的原动力。

今日之龙冈书院(图来自网络)

2009年的一个晚上,在清华大学一层的阶梯教室里,一位教授正襟危坐地说道:

“贵州不乱,天下太平。”

为何?

如果了解历史的话,一定不会忘记2008年贵州“6.28”瓮安事件,一个惊动中央高层的社会群体事件,再次将贵州拉入所有人的视野。

这样一个群山群河、多天堑、多族裔的西南山省,大多数是“透明般”的存在,但凡一出事,一定是大事,不妨先看看贵州之乱的历史。

当别人问起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说“邵阳”估计十有八九听不懂,如果我说那里曾是土匪泛滥之地,类似“乌龙山”之地,估计没有人不知道了。

我作为一个从穷乡僻壤的高寒山区走出来的乡土青年,从一个民风彪悍之地成长起来的读书人,我更理解贵州历史上的“动乱”。有人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这是不负责任地乱扣帽子,没有人天生愿意做“刁民”,更没有人天生就挥刃作恶,所有的根源还是在教育。

前面不是说书院的繁荣之势对贵州产生极大的开化教育吗?为何还会将锅背在教育上?

不妨看看建国初期的数据。

根据1949年的统计,贵州全省仅有小学494所,小学在校学生5.90万人,每万人口中仅有543.7人;中等学校81所,在校学生20万人,每万人口中仅有17.2人;大学3所,在校学生1747人,每万人口中仅有0.9人。这些为数不多的学校主要分布在城镇, 广大农村平均每350平方公里还摊不上1所小学;全省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20%。

也就不难理解,建国初期,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匪患。

再来看看2008年前的数据,根据贵州省教育厅提供的数据:2005-2007年小学在校学生辍学率分别为2.02%、1.44%、1.53%,初中在校学生辍学率分别为3.58%、3.7l%、4.45%。有个别县的初中学生流失率达到5.6%,有个别农村初中学生辍学率高达到10%左右。

根据贵州省关工委和各级关工委调查研究,2007—2008学年,贵州省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达117,1121人,占中小学在校学生的17.46%。其中小学83,3660人,占小学在校学生总数的17.88%;初中33,4675人, 占初中在校学生总数的16.62%; 职业初中2786人,占职业初中在校学生总数的9.83%。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失学率与辍学率长期偏高,超百万的留守儿童群体,不止是家庭的问题,而且必定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也就不难理解,6.28翁安事件里有大量的失学青年在主导事件朝着不可控制的局势发展。

贵州的复杂,不是一朝一夕可破解,但也不是一个无解的困局。

北盘江大峡谷,是贵州地势阶梯落差的缩影。 摄影/胡云江

看看这群山,这片望不到尽头的绿意,难怪在贵州待了十八年的钱理群,谈起贵州时,时常会引用艾青的诗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如果说钱理群是一个外乡客的视角,多少有些主观的倾向,那不妨从贵州隔壁,我的老家湖南作为参考坐标做一下比较。

湖南山地面积占比51.22%,贵州山地面积占比82%,而紧邻贵州的湘西无疑就是贵州的翻版。

湖南的文化开化不过数百年,贵州也大抵如此,只是因为出现了曾国藩、毛泽东缔造了百年风流,而贵州的“曾国藩”“毛泽东”暂时未出现罢了。

湖南人的性格是“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贵州人的性格是“日鼓鼓”,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典型的山区人性格,都有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蛮勇。

湖南人影响中国和世界的是曾国藩、魏源、毛泽东等人的思想,而贵州人代表的任正非、王志纲、华杉在各自领域亦有引领思想之势,如果贵州的后生多一些这样的人物出现,这将是一股“可怕的力量”。

湖南人在二十年前硬是将长沙从“文化湘军”转身“娱乐湘军”,贵州人在十年前也硬是将“山城贵阳”化身“大数据贵阳”,这种打碎自己的作法又是如此地相似。

尤其是在贵州茅台、老干妈、华为等一众贵州籍老板创办的品牌开始横扫世界时,这批贵州人已经在起势了。

王志纲说:“贵州土地贫瘠、风貌奇绝、信息闭塞,生存艰难,杰出人物就像贵州大山里的奇松怪柏一样,不可能批量出产,但一旦从山旮旯里蹦出来,就是怪才、奇才、鬼才。”

这既是一种自豪,亦是一种无奈,自豪的是贵州终于有了世界级影响力的品牌和人物,无奈的是“百年一遇”的无力感。

换个视角,当越来越多山旮旯里走出的少年,带着大山里最奇妙的想象力,强烈的好奇心,“日鼓鼓”的精神,加上有家乡人在世界级舞台激励着他们时,势必会激发惊人的爆发力。

当然,这更多的是英雄主义情怀,无论是任正非还是龙永图,无一例外地是拥有世界级的眼光和舞台,才有我们所见的成就。如果更多在外的贵州人,能自信地、自豪地宣传他们的家乡和文化,将在外所学的文化、思想、眼光带回他们的家乡,批量生产新生力量指日可待。

这大概就是贵州最值得期待和想象的地方。

注:因本人知识有限及时间匆忙,本文如有事实和数据纰漏,还请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