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十年前错过广东、浙江的机遇，今天不能再错过贵州。

— 2018 / 马云 / 贵阳 ”

义乌正北二十公里，德胜岩北麓，有一个古老姓氏的家族在此繁衍生息，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任店村。

200年前，一位叫任兆源的中年男子，在距离任店村不足5公里的浦江县城创办了“任三和”腿栈长沙县湘军高级中学学费多少，寓意“天时地利人和”。

众所周知，中国火腿看金华，唐开元年间《本草拾遗》有载：“火骽，产金华者佳”。而大家有所不知的是，金华火腿的名片在浦江，尤以浦江竹叶熏腿闻名于世。据民国十八年《工商半月刊》记载，浦江知名腿栈为汪益生、张恒泰、陈发祥、任三和。

“任三和”极盛时年产火腿数千只，所产火腿大量销往诸暨、杭州、宁波等地。据说，当年的火腿集市，任家人不到，集市不开市，可见当时“任三和”在火腿行中的规模和影响力。

“任三和”既是商号也是房头号，当年任兆源用做火腿生意发家致富赚的钱盖了任店村里最豪华的“十三间头”。任兆源一共取了四房，“任三和”也就一分为四，各自经营，长房任三和桂记，二房楷记，三房椿记，四房柄记，每房都有“任三和”印章。

“任三和”今为任氏祖居（图：浦江文旅）

任兆源与四房的生子取名任承柄，腿栈故为“柄记”。比起父亲的经商热情，任承柄更钟情于教育子女。一是抗战爆发，火腿生意日渐衰落；二是学习改命更能激发起其家族使命感。1910年，任承柄的儿子在任店村的“任三和”降生，也许是抱着“十年树人，百年树木”的朴素教育观，给这个婴儿取名木生，字摩逊。

任木生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31年考取了北平民大（泛指民国时期北京的大学）经济系，这一年全国考取的大学生大概是1万名（在校生4.4万名），在校大学生是中国总人口的万分之一，也就说任木生是“万里挑一”的天之骄子，更是任店村的第一位大学生。

任木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长沙县湘军高级中学学费多少，进行抗日演讲，参加共青团。天有不测风云，任木生的父母亲相继病逝，他失去了经济来源，大四辍学回到了老家。

1934年，经人介绍，任木生去了浙江定海水产职业学校任教，后来转到南京农业职中任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任木生经人介绍去了广州412兵工厂当会计，这是一家生产防毒面具的兵工厂。怎奈日军步步推进，广州很快失守，兵工厂不断西迁，迁到了贵州桐梓。

17岁的程远昭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贵州人，高中毕业就在家乡做了一名教师。在那个年代，在穷乡僻壤的贵州，拥有高中学历已堪称知识分子，而对于一名女性而言，称之为“人中凤”也不为过。

1944年秋天，34岁的任木生与17岁的程远昭走到了一起，在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安了家。

一个浙江人，一个贵州人，自此结了缘。

对于他俩而言，喜悦抵不过儿子的降生。

这位一半浙江一半贵州血统的男孩，75年后竟然一个人一家公司与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国家掰手腕。

这个男孩就是任正非。

任正非籍贯图系（@Hello老板制图）

2001年2月25日，农历辛巳年二月初三。

一篇万字文《我的父亲母亲》在华为内刊传开，据知情人透露，文章作者“一面改一面掉眼泪”。

即将迈入甲子之年（时年57岁），一向内敛低调的任正非，那一刻为何如此深情？

1944年，任木生仍然眷恋着浙江的故土，带着任正非母子二人回乡，而国民党特务也随着而来。任木生在国民党的工厂工作，而信奉的是共产党的信仰，他的言与行自然被背后的眼睛“盯上了”。也许是上天眷顾，特务却抓错了人，而任木生再次折返贵州，自此在贵州这片土地扎下了根。

任木生先后在贵州黔江、镇远、关岭、豫章等中学任教，随之而来的家庭成员也多了起来，从三口之家变成了九口之家。

任木生的每一次工作变迁，程远昭都要陪伴左右。任木生的眼里只有工作，而程远昭不止有工作，还要照顾任木生的生活起居，当然还有子女七人的吃喝拉撒，一边要拿起粉笔完成中学的教职，一边要放下教鞭埋没于煤球、买菜、做饭、洗衣的家务活里，日复一日。

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2）和十年文革（1966-1976），饥饿、屈辱、打击接二连三地降临在这个九口之家。

作为双职工家庭，怎奈工资微薄，他们不得不为生活发愁，除了生活开销，每每到新学期，一人2-3元的学费，程远昭愁容满面。每每月底，这位中学女教师不得不向人借3-5元度过饥荒，可很多时候是无功而返。

“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的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任正非在写完这篇《我的父亲母亲》的后一个月，在华为2000财年销售额达220亿元，利润以29亿元人民币位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的背景下，却在《华为的冬天》里大谈危机和失败，这与其饥饿年代的经历不无关系。

2001年任正非发表著名的《华为的冬天》文章（@Hello老板 制图）

“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但我从不敢向妈妈提这个要求”，任正非回忆到，他担心提了这个要求，他的弟弟妹妹就会更加艰难。采野果、种南瓜、吃米糠饼都是他们解决饥饿的方式，家里穷到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罐装着，任正非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

“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看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

或许是这片山水，给程远昭烙下了勤勉、要强、独立的标签，竟然凭着自修文化，最后还被评上了高级教师，程远昭的学生对她的责任心印象深刻。如果说程远昭带给任正非的是坚韧、责任，那么任木生带给任正非的是知识和重托：“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证明了的真理。”

回顾过往，任正非有着超然的平静：

“没有他们在困难中看见光明、指导，并逼迫我们努力，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

“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也从未有心中的不平，我已习惯了我们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

每一个人，都有他童年的影子，或好或坏地影响着他的一生。而这个影子，不止来源自于原生家庭，也来自于他生长的那片土地。

1992年，距离任正非老家百余公里外的贵阳，有一位大他一岁的老乡同样也在干一件商业的事情，同样也是与刁蛮的美国过招，从1992年过招到2001年，从黑发谈到了白发，中国终于迈入了WTO的大门，这位贵州人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他就是龙永图。

1994年，距离任正非老家200公里外的毕节，有一位小他11岁的老乡离开了工作十余年的新华社，在广州开始他战略咨询的商业生涯，这位曾被邀请至中南海给高层汇报的记者，帮助中国近百座城市打造了各自业界专属第一的产业名片，也成为中国式战略思想者的旗帜，他就是王志纲。

2002年，距离任正非老家450公里外的道真县，有一位小他27岁的老乡在广州开始广告创业，他硬是把来自西方的品牌营销舶来品转变成了自己的理论“超级符号”“文化母体”，并开始向西方反向输出，他成为中国品牌营销的思想高地，引领中国品牌营销的方向，他就是华杉。

任正非、龙永图、王志纲、华杉，他们不止是商业领域的成功，而是在做着思想引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贵州，为什么是贵州人？

我是湖南人， 我的家乡在悠长的古代，如坠漫漫长夜，是文化荒漠之地，也只有到近代，湖南才引领百年风流。

湖南隔壁的贵州，战国被称为“西南夷”的山水之地，同样如坠漫漫长夜，亦是文化蛮荒之地。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如是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夜郎自大”的帽子就莫名地扣在了贵州人身上，这一扣就是两千多年。这个拥有125.8万座山峦，山地面积超过92%的山水之地，难怪曾被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

如果说文化有黑夜和黎明的界线，那么明代是贵州文化蛮荒与生长的分界线。

据史载：彝族首领普贵纳土归附，明太祖为嘉奖他，特命其为矩州刺史。“矩州”土语读为“贵州”，太祖因其俗授之敕书，于是有了“贵州”之名。

据《明史》记载：“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而以长官司七十五分隶焉，属户部……贵州为内地自是始。”

数十万来自中国各地的明军，由清水江入黔，经过今天的贵阳、安顺，屯兵以征云南，贵州作为西南枢要的地位愈发凸显。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朱棣下令设贵州布政司。在明军铸就北方边关，平定南方大地这段推进国家统一的史诗里，控扼西南的贵州，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十三个行省闪亮登场。

贵州布政使司的建立，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十三个行省闪亮登场，自从从“夜郎”变成了“贵州”。

建省600年，贵州全省共有49个民族，仅次于云南和新疆，居全国第三位。

贵州地形复杂，山地面积占82%，境内横亘大娄山、乌蒙山、苗岭、武陵山等四大山脉。贵州地区在春秋时期开始建制。当时，西南各地部落林立，贵州一带被称“南蛮”或“荆蛮”，北起今沿河，中经印江、石阡、三穗，这一线以西之地存在着许多独立割据政权，为大小不等的“邑”。

贵州行政区划变迁示意图。 制图/聪聪

贵州地势地貌示意图。 制图/田东玉

明代，贵州文化拓荒伊始。

明代，江西则已步入盛世。

江西文人灿若群星，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陆九渊、姜夔、汤显祖……，无一不是文坛巨子。作为作为庐陵文化代表的吉安府，号称“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写春秋”。从唐至清，吉安出了3000多名进士，其中21位状元。明朝期间，江西全省一共考中的进士3000多名，而吉安一个地方就占了1/3，超过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个省加起来的总和。

可谓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隔河两宰相（欧阳修和文天祥）、一门三进士（曾存仁、曾同享、曾乾亨）、五里三状元（王垦、刘俨、彭教），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

不止文化，江西商帮与晋商、徽商鼎足而立，称雄一时。江西行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包括八闽两广、荆楚川蜀、幽燕关陕。

明代初期，经历了元末战乱的中国广大地区，经济凋敝，田园荒芜，尤以湖广为最。当是时，江西人口达八百九十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四，人口密度是全国人口平均密度的三倍，而土地面积仅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四。

多余人口迁徙到人口稀少、人均耕地多的湖广和贵州，“江西填湖广”“移民入黔”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一次移民：军屯入黔

这批入黔的军人、官员、商人、农民，是明代第一批汉族移民。军人及其家属是主力，明代先后进入贵州的官兵达二十余万名，加之后来的军人家属，总人数高达八十万人。

第二次移民：流民进云贵

在豪强兼并土地、贪吏盘剥农民的严峻现实下，广大农民选择了逃亡和起义之路。他们背井离乡，远走云贵和湘鄂西部山区。外省人到贵阳的主要是士兵、农民、商人、官员、和尚道士五类人。

第三移民：江西入黔

江西无土少地的农民、山区落籍的客家人以及土著赣人，携家带眷，呼朋唤友，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史诗般的迁徙运动。

这批入黔的赣籍竟达数十万之众：他们或是无产业的农民，但有先进的耕作技术，怀揣新土地主人的愿景；或是自由移民，应在黔站稳脚跟的亲戚、同乡之邀，前往贵州淘金，主要从事商业或手工业。这批人因自身经济、技术条件不同，到黔后，有的落地生根，开荒种地，世代以务农谋生；有的南来北往，贩卖商品，成为商贾；有的开作坊，搞建筑，靠着精湛的手工工艺发家致富；有的替人种地，为人打工，整日为生活奔忙，然而对未来充满希望……。

三次大规模的入黔移民中，江西移民人数最多，经数代繁衍之后，在贵州构成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有很多贵州人的族谱里清晰地记载着“吉安府”“南昌府”的祖籍地。

出生于贵州遵义的郑珍，这位被喻为“清代三代诗人”之一，“西南巨儒”之一的贵州名人，他的先人就是从江西吉安府的吉水迁移而来。

贵州画祖杨龙友祖籍江西吉安府，晚清名臣丁宝桢祖籍江西抚州府，国民党一级上将何应钦祖籍江西临川府。

可以这么说，江西客家人的家学和文风在他们后世身上得以延续，江西给贵州的文化荒漠带来了不熄的火种，在世代的发展中，这里诞生名儒和思想者一点也不奇怪。

如果说“移民入黔”带来文化的火种，而书院则为它燃起了生生不息的火苗。

说到贵州的书院，一定绕不开王阳明的龙冈书院，也必提“阳明心学”和“致良知”。

王阳明心直口快，因事贬谪到贵阳龙场驿担任驿丞（可以理解为今天的收费站收费员）。一个官场失意人，在一片荒芜的军屯之地，过着寡淡的生活，反而辟出了一片宁静田地，创办龙冈书院。

讲学、布道、著书成了王阳明的日常，据《王阳明在黔诗文注释》一书所收诗文统计，王阳明在贬谪贵州期间共写诗129首、文26篇。其中《教条示龙场诸生》《龙场生问答》《何陋轩记》《君子亭记》《象祠记》《远俗亭记》，进而慢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就是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杨明学派。

王阳明之后，黔中王门弟子在贵阳创办天下王门第一家书院：阳明书院（1534-1733），清初改为“贵山书院”，清末又更名为“贵州大学堂”（1902），从1926年更名“省立贵州大学”到1942年为“国立贵州大学”，建国后才统一为今天的名字：贵州大学。

作为贵州省唯一的211大学，其实是贵州书院发展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在王阳明耀眼的背后，明清时的贵州，书院遍地开花。据民国《贵州通志·学校志》的《书院表》统计，明清时期贵州共有书院141所。

曾经作为“化外之地”的八寨厅（今丹寨县）、丹江厅（今雷山县）、古州厅（今榕江县）也是书院遍地。时下爆火出圈的村超之地榕江，在300年前的1729年，西山书院在车江拔地而起，后来文峰书院、榕城书院、榕春书院、龙岗书院、翠英书院陆续落地生根，为这个叫做榕江的小地方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文化血液。

从乾隆至道光，贵州书院“专注于教”，其“化逮遐荒”，故经百年发展，“黔省人才蔚起”“文风之盛甲通省”，贵州文化的飞速发展，书院实在功不可没。

历经数百年的教化长沙县湘军高级中学学费多少，让这片“文化蛮荒”之地姹紫千红，虽无法与周边是湘川渝相比，但也为它注入了追赶的原动力。

今日之龙冈书院（图来自网络）

2009年的一个晚上，在清华大学一层的阶梯教室里，一位教授正襟危坐地说道：

“贵州不乱，天下太平。”

为何？

如果了解历史的话，一定不会忘记2008年贵州“6.28”瓮安事件，一个惊动中央高层的社会群体事件，再次将贵州拉入所有人的视野。

这样一个群山群河、多天堑、多族裔的西南山省，大多数是“透明般”的存在，但凡一出事，一定是大事，不妨先看看贵州之乱的历史。

当别人问起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说“邵阳”估计十有八九听不懂，如果我说那里曾是土匪泛滥之地，类似“乌龙山”之地，估计没有人不知道了。

我作为一个从穷乡僻壤的高寒山区走出来的乡土青年，从一个民风彪悍之地成长起来的读书人，我更理解贵州历史上的“动乱”。有人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这是不负责任地乱扣帽子，没有人天生愿意做“刁民”，更没有人天生就挥刃作恶，所有的根源还是在教育。

前面不是说书院的繁荣之势对贵州产生极大的开化教育吗？为何还会将锅背在教育上？

不妨看看建国初期的数据。

根据1949年的统计，贵州全省仅有小学494所，小学在校学生5.90万人，每万人口中仅有543.7人；中等学校81所，在校学生20万人，每万人口中仅有17.2人；大学3所，在校学生1747人，每万人口中仅有0.9人。这些为数不多的学校主要分布在城镇， 广大农村平均每350平方公里还摊不上1所小学；全省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20％。

也就不难理解，建国初期，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匪患。

再来看看2008年前的数据，根据贵州省教育厅提供的数据：2005-2007年小学在校学生辍学率分别为2.02％、1.44％、1.53％，初中在校学生辍学率分别为3.58％、3.7l％、4.45％。有个别县的初中学生流失率达到5.6％，有个别农村初中学生辍学率高达到10％左右。

根据贵州省关工委和各级关工委调查研究，2007—2008学年，贵州省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达117,1121人，占中小学在校学生的17.46％。其中小学83,3660人，占小学在校学生总数的17.88％；初中33,4675人， 占初中在校学生总数的16.62％； 职业初中2786人，占职业初中在校学生总数的9.83％。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失学率与辍学率长期偏高，超百万的留守儿童群体，不止是家庭的问题，而且必定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也就不难理解，6.28翁安事件里有大量的失学青年在主导事件朝着不可控制的局势发展。

贵州的复杂，不是一朝一夕可破解，但也不是一个无解的困局。

北盘江大峡谷，是贵州地势阶梯落差的缩影。 摄影/胡云江

看看这群山，这片望不到尽头的绿意，难怪在贵州待了十八年的钱理群，谈起贵州时，时常会引用艾青的诗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如果说钱理群是一个外乡客的视角，多少有些主观的倾向，那不妨从贵州隔壁，我的老家湖南作为参考坐标做一下比较。

湖南山地面积占比51.22%，贵州山地面积占比82%，而紧邻贵州的湘西无疑就是贵州的翻版。

湖南的文化开化不过数百年，贵州也大抵如此，只是因为出现了曾国藩、毛泽东缔造了百年风流，而贵州的“曾国藩”“毛泽东”暂时未出现罢了。

湖南人的性格是“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贵州人的性格是“日鼓鼓”，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典型的山区人性格，都有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蛮勇。

湖南人影响中国和世界的是曾国藩、魏源、毛泽东等人的思想，而贵州人代表的任正非、王志纲、华杉在各自领域亦有引领思想之势，如果贵州的后生多一些这样的人物出现，这将是一股“可怕的力量”。

湖南人在二十年前硬是将长沙从“文化湘军”转身“娱乐湘军”，贵州人在十年前也硬是将“山城贵阳”化身“大数据贵阳”，这种打碎自己的作法又是如此地相似。

尤其是在贵州茅台、老干妈、华为等一众贵州籍老板创办的品牌开始横扫世界时，这批贵州人已经在起势了。

王志纲说：“贵州土地贫瘠、风貌奇绝、信息闭塞，生存艰难，杰出人物就像贵州大山里的奇松怪柏一样，不可能批量出产，但一旦从山旮旯里蹦出来，就是怪才、奇才、鬼才。”

这既是一种自豪，亦是一种无奈，自豪的是贵州终于有了世界级影响力的品牌和人物，无奈的是“百年一遇”的无力感。

换个视角，当越来越多山旮旯里走出的少年，带着大山里最奇妙的想象力，强烈的好奇心，“日鼓鼓”的精神，加上有家乡人在世界级舞台激励着他们时，势必会激发惊人的爆发力。

当然，这更多的是英雄主义情怀，无论是任正非还是龙永图，无一例外地是拥有世界级的眼光和舞台，才有我们所见的成就。如果更多在外的贵州人，能自信地、自豪地宣传他们的家乡和文化，将在外所学的文化、思想、眼光带回他们的家乡，批量生产新生力量指日可待。

这大概就是贵州最值得期待和想象的地方。

注：因本人知识有限及时间匆忙，本文如有事实和数据纰漏，还请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