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封建王朝，绝大多数功高震主且手握重兵的大臣投名状湘军高级中学，都深受当权者的忌惮与猜疑，最终，“杯酒释兵权”般的主仆尽欢，毕竟少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似乎才是宿命的安排。而在千百年的庙堂轮回中，能如曾国藩一样，身前官拜封疆，死后极近哀荣的官员，实属凤毛麟角。这其中的智慧和学问，实在值得我们思考。

让我们从四个层面的博弈，来领略曾文正公为官为臣、阴谋阳谋的顶级智慧。

《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与《讨粤匪檄》，关于舆论的博弈

在中国封建社会，准备一场战争前，或为鼓舞士气，或为发动群众，战略性口号的提出都至关重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如此，“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亦如此。

1852年，太平天国在进军途中，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心思想就是驱除胡虏，太平天国用民族主义的大旗做为反清的意识形态突破口，不得不说，舆论攻击的方向相当正确，而正在此时，曾国藩的《讨粤匪檄》针锋现对，应运而生。

曾国藩《讨粤匪檄》

做为传统的汉族文人，曾国藩深知满清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挑战的是长久以来汉民族正统和合法的统治地位，因此于檄文中根本没有在正统与非正统的问题上过多的纠缠，而是用信仰危机回击了天平天国的民族主义。

《讨粤匪檄》主要有两个针对性的叙述逻辑，首先指出“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是以拜上帝教的教众为基础形成的反清力量，而《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虽言必称中国，然则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儒释道为正统信仰，太平天国信着西方的宗教而谈中国的正统，敬着洋人的神明却质疑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这多少有些不伦不类。而恰恰是这种不伦不类，就让驱除胡虏缺乏了理论依据和舆论土壤。

其次，檄文指出太平天国破坏和颠覆了儒家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地位。这一点至关重要，封建社会，江山可以易手，王朝可以更迭，而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从未动摇，儒家代表了人伦纲常和社会秩序，破坏这些，哪还有正统可言。

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摘自 曾国藩《讨粤匪檄》

曾国藩指出：李自成与张献忠都知道尊崇孔孟之道，太平天国以解救天下生民为己任，却连“反贼”和“流寇”都不如，实属丧心病狂的异类。此檄一出，不仅利用妖魔化的描述痛斥太平天国所犯的暴行，而且成功的团结了始终信奉儒家思想的社会中坚力量。

刺马案：湘军集团与皇权的博弈

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在任上被人当街刺杀，并于次日伤重不治身亡。这就是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

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刺马案

钦命一品封疆大吏当街被刺身亡，有清一朝绝无仅有，此事不仅朝野震动，更令当权者慈禧太后大为震怒，严令江宁将军魁玉会同藩台梅启照等人审讯刺客张汶祥。几天后，又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参与审讯。这几名朝廷委派的大员，审讯数月而毫无头绪，遂将此案定性为私人性质的报复仇杀，慈禧太后不满，又责成素来刚正的刑部尚书郑敦谨赴南京继续查案投名状湘军高级中学，并调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协查。结果仍然是“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至此，轰动一时的刺马案草草收场。

以刺马案为蓝本的电影《投名状》

刺马案疑点重重——1、两江总督马新贻究竟因为什么原因被刺？2、封疆大吏怎么可能在守备森严的情况下被单人匹马的刺客一击致命？3、刺客当场被抓，为什么竟然多位朝廷大员都无法审讯出刺杀的真实动机？4、刺马案背后究竟牵扯了怎样的秘密？要了解背后隐藏的真相，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到曾国藩

1864年，湘军攻破太平天国都城南京，湘军统帅曾国藩声望达到顶峰，荣宠加身。不久之后，曾国藩主动上奏请求裁撤湘军25000人。1868年朝廷调任曾国藩任直隶总督，马新贻继任曾国藩留下的两江总督职位。

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首府南京

曾国藩深知功高震主的道理，主动裁军示好朝廷，而直隶总督虽高居满清九大总督之首，但是将曾国藩从湘军核心地盘两江地区调到直隶地区，置于天子脚下，朝廷的防范监督之意不言而喻。这一进一退之间，满清朝廷和以汉族武装为主的湘军集团的博弈就开始了。

如果说裁军和调任都是明面上的言中应有之意，那么将并非湘军系统的马新贻安插在湘军最为倚重的两江地区任总督，现在看来，多少就有点挑战湘军、尤其是湘军高级将领的底线了。马新贻调任的真实目的，除了朝廷在两江地界安插亲信，进一步瓦解湘军势力以外，最重要的一条，是慈禧太后授意马新贻追查太平天国国库的巨额财富和湘军围绕克复金陵所冒领的军功，——攻破天京，湘军究竟有没有劫掠城中财富？又究竟劫掠了多少？这些陈年旧账一旦被清算，则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将会受到致命的打击。而有证据表明，兢兢业业的马新贻在被刺杀前，似乎已经掌握了湘军的证据。

传说中太平天国圣库

在这种背景之下，老成持重的曾国藩能忍，但其背后以湘军将领为代表的利益集团肯定不能熟视无睹。因此，刺马案，即使没有曾国藩的谋划和参与，曾也逃脱不了知请放任和默许的嫌疑。

此后的博弈更为精彩，案情发生后，面对慈禧的再三催促，曾国藩竟然拖延了三个月才到任两江总督，三个月的时间，足够安排人手，处理后事，销毁证据。到任之后，曾国藩又将其“又蠢又慢”的官场哲学发挥到极致，如此命案，审理过程中曾国藩一言不发，这种不闻不问的态度，实际上也是一种博弈，赌主审的刑部尚书郑敦谨能够从他的“懒政”想明白此案背后牵涉重大，果然，郑敦谨懂了，刺马案维持之前的审理结果，此后，心中有愧的郑敦谨从此退出官场。

这次博弈之后，实际上造成了三个结果，第一，以慈禧为代表的皇权中枢被迫默认了刺马案表面的审理结果。第二，对湘军集团的利益清算就此告一段落。第三：后来的两江总督，再没有旁落到湘军以外的人员手中，继任者比如魁玉、曾国藩、李宗羲、刘坤一（淮军）、曾国荃、沈葆桢等等，都出自湘军一脉。

刺马案的草草收场， 实际上也是满清王朝对湘军这一庞大军事集团的一种变相妥协。

曾国荃与官文：关于满汉势力的博弈

曾国藩与曾国荃

曾国荃（1824—1890年），湘军主要将领之一，系曾国藩九弟，因此也被称为九帅。1864年7月带兵攻陷围困长达十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都城南京，成就湘军克复金陵首功。1865年，调任湖北巡抚。

此时的湖广总督是满族官员官文，官文何许人也，此人满洲正白旗，封一等果威伯，文渊阁大学士，虽资质平庸碌碌无为，但却是满清在湖广的一枚重要旗子，也深受慈禧的信任。此前湖北巡抚是湘军的另一位重要将领胡林翼，胡林翼利用各种手段与官文示好，官文也投桃报李，将湖广军政大权放手于胡，督抚之间相安无事。但曾国荃性格火爆，本就对攻占南京后官文攫取胜利果实心有不忿，总督与巡抚又都在武昌府办公，低头不见抬头见，刚上任不久就，就与官文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结果，曾国荃一时意气，竟上了一道《劾督臣疏》，弹劾湖广总督官文。

官文，满洲正白旗，文渊阁大学士，封一等果威伯，后历任直隶总督、内大臣

督抚不和是满清官场的常见情况，但是曾国荃上奏弹劾封疆大吏，就将矛盾公开化，同时变相的逼迫朝廷在督抚之间表态。曾国荃的意气用事给大哥曾国藩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首先，如果是单纯的督抚之争，朝廷处置起来就没有太多顾虑，而曾国荃不是一般的巡抚，他是第一朝臣曾国藩的弟弟，同时也是当时如日中天的湘军的主要将领，而且因克复金陵有大功于朝廷。其次，曾国荃和官文的督抚之争其实也是当时满汉官员矛盾的一种表现，满清后期，汉族官员虽然越来越受到提拔和重用，但满族官员毕竟还是清廷最为倚仗和信赖的官员群体。第三，因为湘军攻占天京之后，太平天国的巨额财富不知去向，曾氏兄弟本就饱受诟病，而此时亲弟弟再闹出这种动静，曾国藩的尴尬可想而知。

曾国藩的破局不可谓不妙，首先上奏申饬胞弟曾国荃，同时力挺与曾国荃不和的官文。这帮理不帮亲的态度，实在是明面上给足了满清贵族面子。同时也是表态不支持曾国荃的行为。而恰逢其时，与曾国藩亦敌亦友的左宗棠上奏，对曾国荃的奏疏大家赞赏，当时权势不在曾国藩之下的左宗棠对曾国荃的支持，又让九帅有了足够的舆论支持。这下，朝廷的难题解决了，官文收到严厉的指责，并且罚俸十年，但随即被委任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而曾国荃无功无过，朝廷也没有进一步的追究。

朝廷、曾氏兄弟、官文，满汉官员都因为曾国藩的一道奏折，在脸面和实惠上得到了平衡。

曾左不和：关于庙堂权谋的博弈

曾国藩与左宗棠，均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早期两人关系密切，曾国藩对左宗棠更有提携之恩，但是后期两人势同水火，最终走向决裂老死不相往来，这里面的博弈，更是一场庙堂权谋的最高较量。

左宗棠，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足见左宗棠在晚清的地位和作用。

曾左最初的交恶，源于1864年，湘军攻克南京，曾国藩上奏幼天王洪天福贵死于战火之中，而左宗棠在没有知会曾国藩的前提下，竟然上疏朝廷，直言幼天王未死，而是逃出了南京城。这种奏折，无疑是给此时拥匡扶社稷之功的曾国藩当头一棒投名状湘军高级中学，事后证明，左宗棠反映的确实是实情，而曾国藩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斥责，至此，曾左两人的矛盾终于走向了决裂的地步，从此，再无公开的来往。

其实，曾、左都是光明磊落而能成大事之辈，两人的交恶，更像是给当权者上演的一出双簧，是属于君子之间的一种默契。晚清的两位重臣如果抱团，将是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而且对两位当事人，有百害而无一利。多年以后我们会发现，两者的博弈，更像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互保。

曾国藩的智慧，包含了对帝王心术的揣度，对庙堂权谋的把握，对人情世故的通达，曾国藩的智慧，有大智若愚，能韬光养晦，是果决与隐忍，是知得失而识进退，是熔炼了千百年汉族官场精华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