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有着独特精神气质的湖南人起到了决定历史走向的作用，如果说是湖南人造就了现代中国，也并不为过。

▲他们都是湖南人！

在新中国首次举行的授衔中，名列共和国将帅榜的十大元帅中有3位是湖南籍的、十名大将中有6位是湖南籍的，这两项共20名高级军衔中湖南人竟有9位，几占半数。而在新中国1614位开国将帅中，湖南籍有202位，总数居全国各省市之首。

民国时期，湖南就盛产革命志士、文化名人和军人。在抗战时期中国最为精锐的远征军中，出身于湖南的军官和士兵是骨干力量，人数要占到一半左右。“黄埔三杰”蒋先云、陈赓、贺衷寒，全部来自湖南；黄埔军校一至五期共毕业7399名学员，其中有2189名湖南人，占30％。

再往前推，就会发现奠定近代中国历史基本格局的，仍以湖南人为最。近代中国历史上曾流传的“无湘不成军”、“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说法。湖南籍人士及其幕僚是晚清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

我们不禁要问，近代湖南为何能涌现出这么多优秀军事人才呢？

历史渊源：近代湖南军事人才之盛，始于湘军

近代湖南人在中国历史上的突出作用，始于湘军；近代湖南军事人才之盛，亦始于湘军；后来的洋务运动也主要由湘军人物一手发起。这可以说是近代湖南军事人才辈出现象的历史渊源。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清代中兴之臣曾国藩于咸丰二年（1852年）奉命帮办湖南团练，摈除清代八旗、绿营的旧制陋习，仿明代戚继光之营制，招募乡民，编练成一支新型地方武装。至1854年初，已编练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加上兵勇、夫役工匠等，共一万七千人，人称“湘勇”或“湘军”。

这种书生加山农的独特体制，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一改自北宋以来“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军事准则，形成了地方武装势力，湘军逐渐取代绿营成为清军主力。经过不断扩充，至1859年湘军集团兵力约有十四万人，鼎盛时兵力达五十多万人，以后军中战将骨干以三湘子弟为多，因而出现了“无湘不成军”的民谚。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也称“中兴四大名臣”，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

文化性格：湖南人“霸蛮”、“尚武好勇”、“敢负责任”

整个湖南基本上是山水相交的地貌，仅有北部的一小片土地相对平坦。崎岖的地势不利于耕作和交通，会引发各种地质灾害，潮热多雨的气候也容易使疫疾流行——老天爷并没有给予湖南人优厚的自然条件。

从一开始，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类就必须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在艰苦之中寻求生存之道。要在上天造就的逆境中生存下去，就得有那么一股坚韧不拔、不畏艰难，乃至蔑视死亡的品性才行。

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拥有独特文化的湖南实际上处于与中原文明分庭抗礼的状态。后来南下的中原汉人将汉文化带到了湖南，通过与原住民的融合，最终以非战争的方式将湖南“汉化”了。

先进的汉文化和技术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湖南人的生存条件，也给湖南输入了一些“忠孝节义”之类的价值观，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文化交融，湖南人逐渐培养起了“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的人格化表现即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生命态度。

但由于远离王朝的统治中心，礼教束缚相对弱，另一方面湖南的地理气候，山川江河也并没有太大变化，一方水土和上千年历史共同雕刻出来的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不怕死”、“倔强”、“尚武好勇”等性格特征也一直保留了下来。

近代中国外有列强入侵，割地赔款，内有重重矛盾，尖锐复杂。那时的中国，同时面临着民族独立、国家体制和社会变革，以及救亡图存的任务，这就需要有魄力、有担当，有韧劲的人站出来承担，而湖南人的“霸蛮”性格，正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气质。

太平天国起义

由曾国藩创办湘军起，从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从兴中会、同盟会革命党的成立，到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拨拨湖南志士轮番登上历史舞台，冲锋陷阵。

清末维新运动，湖南维新志士救国最坚定、最富牺牲精神。“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林圭等都为救国图强而壮烈牺牲。

辛亥革命，亦是湖南人冲锋在前。同盟会的创会元老79人，湖南籍有20人，占其1/4，其中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堪称主将。护国运动，又是湖南人率先发起。蔡锷、程潜等高举反帝制义旗，通电讨袁，全国响应。

同盟会会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湘军十杰 湘军高级中学，大批湖南有志青年争相投考黄埔军校。许多三湘子弟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著名将领，如共产党方面的陈赓、许光达、黄公略、左权、肖克、宋时轮等；国民党方面则有宋希濂、郑洞国、李默庵、黄杰、刘戡、廖耀湘等。

孙中山在评论湘籍志士时说：“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蔡元培曾在《论湖南的人才》一文中写道：“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湖南人敢负责任。”

军事教育：兴学强武，教育成就湖湘传奇

一个地方要出人才，关键在教育。近代中国数十年间，湖南之所以涌现出那么多军事家、军事将帅，这与湖南、湖南人重视军事教育分不开。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看近代湖南的军校。

1867年至1871年间在建中的福州船政局（马尾历史资料照片）

早在洋务运动中，深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湘军将领领悟到欲自强御侮，必须与时俱进，学习西方。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经验，培养军事人才。左宗棠、曾国荃等人先后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军事学校。

近代湖南本土军事教育始于1898年初，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拨款将省城求贤书院改为湖南武备学堂， 戊戌变法后，学堂停办。后在湖南巡抚俞廉三湘军十杰 湘军高级中学，曾国藩孙女婿、湖南长沙人俞明颐的筹划下，湖南武备学堂于1903年5月在长沙小吴门外大校场旁重新开学，程潜、张辉瓒、陈渠珍等著名将领均毕业于此学堂。

1905年，湖南武备学堂停办，在原址上开办湖南陆军小学堂，俞明颐为陆军小学堂总办。辛亥武昌起义后，绝大部分学生参加了湖南的起义。

1917年5月，谭延闿为了培训湘军军官，在原湖南陆军小学堂的基础上创办了湖南陆军讲武堂。刘少奇、彭德怀、黄公略、张子清、唐生明等均曾在此学习。

1926年12月，黄埔军校在长沙筹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即黄埔军校长沙分校。

1934年，时任湖南省主席的醴陵人何键将当时辖下的军事教育单位统一为“湖南陆军干部学校”，自任校长，前后8期共培训初级军官1.2万人。

民国时的军校老照片

1938年，继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为了加强湖南的抗日力量，开设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沙分校，校址设在长沙南门外书院坪省立第一中学校内，由蒋介石兼任校长。

1938年，日军进逼武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迁到湖南武冈，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即黄埔军校武冈分校。校址位于今湖南省武冈市第二中学校内。在1938年至1945年的7年多时间里，共有2万余名青年陆续从这里毕业，走向抗战前线。奋勇杀敌、血洒疆场。

抗战初期，国民党还在长沙岳麓山举办了“军官外国语补习学校”，专门培养出国深造的军事人员。湖南炎陵人霍揆章在岳麓山开办了战时干部训练班。1939年，在南岳衡山湘军十杰 湘军高级中学，由国共合作开办的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造就了大批抗日民族精英。

这一时期，除了湖南本地军校给近现代中国贡献了大批军事人才外，湖南人也还在全国各地兴办军校，将影响辐射全国。

如1906年底，蔡锷在桂林创办广西陆军小学堂和干部学堂，培养了大批新式军事人才，后来统一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都是这里的学生。1923年10月，湖南醴陵人程潜在广州长洲岛创办大本营军官教导营，后扩建为广州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

毛泽东非常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1927年11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为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创办了红军教导队，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干部培训机构。

1931年10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随营学校合并，在江西瑞金组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由肖劲光（湖南长沙人）、何长工（湖南华容人）、邓萍等负责组建。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它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中共中高级军事将领，为全面抗战、为解放战争输送了宝贵的人才。

由此可见，近代湖南军事人才辈出，可以说是偶然中的必然。说其具有一定偶然性，因为“时势造英雄”，军事人才的造就必然需要战火硝烟的熏陶。近代中国百年中，中华民族正处于这样内忧外患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如果不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可能不需要湘军，不需要同盟会，不需要红军，也更没有了英雄辈出。

但它又是必然的，近代湖南军事人才的大量涌现，是千百年来湖湘独特的地域文化发展的结果，是湖南人抓住时代机遇敢为天下先的结果，亦是湖南人重视人才教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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