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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高级中学批了吗 一起来读张宏杰的 曾国藩传 第六章 湘军为什么牛气4

时间:2023-05-22 阅读:86次

以前对高薪养廉不以为然,现在才明白承平日久高薪养廉高薪养军是何等重要

正文

湘军团队是这样设计出来的

讲到这里,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大清王朝举国之力供养训练了一百多年的正规军队不堪一击,而一介书生曾国藩花一年时间练出的湘军就能所向披靡呢?

换句话说,湘军的战斗力来自哪里呢?

湘军的战斗力来自曾国藩的“反思”习惯。

我在这句话里所说的“反思”,用的字面意思,也就是反向思考。曾国藩在创建湘军的时候,并没有首先去想“湘军怎么才有战斗力”,而是先来分析“绿营兵为什么没有战斗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 点。其实很多时候做事不需要你有什么超天才的想法。你只要好好总结一下别人都犯了哪些错误,然后你反着来,你可能就成功了。

那么绿营为什么没有战斗力呢?曾国藩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绿营兵败就败在制度缺陷上。

晚清军营存在着很多怪现状。第一个怪现状,就是士兵普遍都有第二职业。这些军人一边当着兵,一边还忙着别的事,有人经商做买卖,有人种地,有人杀猪,有人开茶馆,还有人在市场上卖鱼卖肉……鸦片战争期间的定海县官员向上级汇报,当时定海的军人,有一半的真正身份其实不是军人,而是理发匠,是修脚工,有的还是仆人。林则徐也在一封奏折中向皇帝汇报说,鸦片战争期间,长沙的士兵们忙着照顾自己的买卖,没心思好好打仗。他举例说,长沙青石街的双美茶室就是四名绿营兵合伙经营的。其实这种情况清朝皇帝们心里也很清楚。比如嘉庆皇帝在上谕中就曾经讲过,士兵们不会打仗,就是因为他们“在外兼习手艺,训练生疏”。

那么,原本以打仗为职业的士兵,怎么会出现“小贩化”倾向呢?这也是清代军队的第一个制度缺陷,“低饷制”惹的祸。

清代对文官实行“薄俸制”,就是给他们开很低的工资,其实军队也是这样,实行“低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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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一名普通军人的收入是多少呢?绿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一两三钱六分,此外还有大米三斗,加一起也不到二两银子。我们要注意,这不是一个人的收入,因为那时候妇女不工作,所以军人还要养家糊 口。这点钱,按今天的币值,不到四百元钱,养活一家人,根本不够。所以清代军队才出现经商潮。士兵纷纷经营第二职业,忙着挣钱糊口,军队训练的时候,他们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就雇人顶替自己。所以清代史料说,操练之时,“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雇人替代,有名无实”。你说这样一支军队,还谈什么战斗力呢?这是晚清军队 第一个怪现状,士兵经营第二职业。

第二个怪现状,是部队广泛经营第三产业。士兵们做点小买卖,军官们则玩儿大的。军官普遍动用军事装备来经商赚钱。比如鸦片战争时期任福建道员的张集馨记载:“漳郡城外有军工厂,每月督造战船一 只,以为驾驶巡缉之用。其实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贩货运米,或赁与官府往来差使。”也就是说,福建水师每月都会造一只战船, 但是这些船都被水师军官租给商人贩运大米,或者租给官府用作官船,至于收入呢,当然就纳入军官们的私囊了。还有的地方部队靠出租军事用地赚钱。如浙江军队把自己的操场租给地方上用,因为操场位于城 里,地段好,地价高。操场是用来训练的,这样就搞得军队没有地方进行训练。当然,晚清军队最令人痛恨的事,是他们走私护私,违法犯 罪。在鸦片战争以前,广东水师就大肆收受贿赂,听任犯罪分子在海上走私鸦片而不管,有时甚至还出军舰为这些鸦片贩子保驾护航。

以上种种贪腐行为,大部分都是朝野皆知的公开秘密,但是在大清朝却常年都这样,难以取缔。主要原因,当然是清代军官收入也不高。清代高级军官,比如绿营提督,官居从一品,比地方上的总督级别还高点,每年的法定收入是多少呢?不过才八十一两,虽然此外还有八百八十两的养廉银,加到一起,年收入也不足千两。这点收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和官场应酬的需要。因为军队里面盛行大吃大喝,这点儿工资还不够他们请客吃饭的,所以他们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非法寻租。这些情况,从道光皇帝到咸丰皇帝都很清楚,但是皇帝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舍不得给军官们涨工资,所以这些非法收入已经成为军队中招待费的来源,如果取缔了这些收入,就必然影响军队 的“稳定”。

因此,军队的“低饷制”与文官的“薄俸制”一样,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财政制度。从皇帝的视角来看,低饷薄俸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是件好事儿。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占小便宜吃大亏,让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

曾国藩创建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实行厚饷原则。因为他深知军饷太低是军队风气败坏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规定的湘军士兵的收入,每月四两到六两白银,是国家正规军的三倍左右,也比农民务农收入多三四倍。这样高的军饷标准,使士兵能够专心训练,这就为湘军形成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湘军军官,曾国藩更是采用高薪养廉的政策。湘军中级军官,每月的纯收入可达一百五十两,一年就是一千八百两。正规军中的高级军官一年还不到一千两,中级军官只有三五百两。湘军中级军官的收 入,是正规军同级军官的三倍到六倍。湘军高级军官收入更高。曾国藩规定,统率一万人的高级军官,每年净收入五千四百两,这个数字是国家正规军同级别的六倍左右。

因为军饷高,所以湘军招人很容易。“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湘军在招募时,往往“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曾国藩一开始只想练一万人,结果因为报名的人多,后来达到了一万七千人。

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做事是非常脚踏实地的。文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唱高调,但是实际上要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解决物质基础。

湘军在制度上的第二个特点是“将必亲选,兵必自募”,这一创新,也是军事门外汉曾国藩殚精竭虑、集思广益的结果。

绿营兵最大的问题是“兵与勇不相得,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这是因为清代皇帝都极有权术,生怕军官拥兵自重,所 以十分重视兵为国有,而不是兵为将有。所以每逢战争,“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以辖黔镇”,临时组成军队。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军和士兵之间互不熟悉,没有私人感情,甚至语言都不通,大家都只听皇帝的,没有皇帝的命令就不能调动军队,这就保证了皇帝的安全。但是坏处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甚至兵不识 兵,将不识将,彼此都非常生疏。打个比方,这就好比让你移栽一棵大树,你却去砍树枝,东砍一根儿,西砍一根儿,然后捆到一起,绑成个大树的形状,但这些树枝形不成一棵有生命力的树,形不成一个整体。因此出现“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的局面,所以绿营“兵畏贼,不畏将。将畏兵,不畏法”。将与兵如同路人,“胜则相忌, 败不相救”。

在致李鸿章和江忠源的信中,曾国藩指出了绿营兵制的根本弊病,他说:“今日兵事最堪痛苦者,莫大于‘兵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 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生死呼吸之顷者。”这支军队大败,血流成河,另一支军队却袖手旁观,面露微笑。这支军队胜了,另一支就非常嫉妒,怕胜者得到赏银,怕别人升官。

所以曾国藩说,这样的军队,即使“诸葛复起”,就是诸葛亮 活过来,也是打不了胜仗的。因为这不是个人的道德水平的问题,是制度问题。

曾国藩痛于“败不相救”现象,制定了“将必亲选,兵必自募”的原则,也就是说,他挑选他认识和欣赏的人做营官,营官再去挑选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做统领,这样一层层挑选下去,直到普通士兵。“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曾国藩的这个做法湘军高级中学批了吗,是基于一种最为朴素的认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这也就是湘军这个“湘”字的起源。这个“湘”字,原本是指湘乡县。曾国藩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力”,他最初训练的军队,军官和士兵来源几乎全是湘乡县人。曾国荃则“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老乡观念,达到极致。

这样,每一层上级和下级之间都知根知底,且有选用提拔之恩。本来是公家发给的军饷,但是经过招收自己的军官发到手里,感觉就好像是这个军官发给自己的。彼此有一种“恩义”在。这样下级才能忠于上级,故能收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之效。“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湘军就像一棵大树,“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组织内部打通,成为一个由感情纽带凝聚起来的整体。

这就解决了绿营兵的“胜则相忌,败不相救”的问题,形成了曾国藩所说的“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死党”。这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来源。

这是湘军与绿营的另一个重大不同—组织原则。当然这个原则实际上违反了清朝“兵为国有”的原则,湘军私人性极强,每一级只效忠自己的统领,不听他人调遣,实际上开了后世军阀的先河。

第三个不同,是选人原则的不同。曾国藩选人,有一句话叫“选士人领山农”。“选士人”,就是军官都要用没有打仗经验的读书人,而不用那些有经验的绿营军官。清代国家正规军的军官多是武人出身,大字不识几个,文化素养很低。而湘军的将领大多是知识分子,在可以考证的湘军179名将领中,书生出身的达104名。

上战场打仗,比的是勇气和体力,因此历代都用行伍出身的莽夫。军事是一项专门技术,自然以经验为宝贵。那么曾国藩为什么偏要选没有经验、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呢?这是因为曾国藩一贯认为,精神的力量远大于身体的力量。行伍出身的莽夫虽然有一时之勇,但是没有坚定不移的信仰。曾国藩要建立的是一支有信仰有精神力量的军队,因为信仰出战斗力,精神出战斗力。程朱理学是这些湖南书生的共同信仰,他们在信仰之下,可以迸发出惊人的勇气和能量。

如谓不信,我们可以看一看罗泽南的例子。他是一个以理学治军的典型代表,从他身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曾国藩用书生打仗的成功之处。

罗泽南是一个老秀才,也是湘乡人,比曾国藩大四岁,出身极穷,“少好学,家贫,夜无灯,读书月下,倦即露宿达旦。年十九,籍课徒自给”。因为家贫,三个儿子都在大灾之年饿死了,他本人则考了七次,年过三十,才考上一个秀才,四十以后,仍然是以教书为 生,遇有灾年,仍然无米为炊。但是此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多穷多苦,却从不以个人之穷达为忧,而是专心理学,以经世致用为志,坚信自己能成大事。太平军起,他率领弟子办理团练。曾国藩出山后,他就成了曾国藩的嫡系。虽然以前从来没摸过兵器,但是他带兵作战,居然卓有成效,征战四年,克城数十,历经二百余战,几无败绩,屡屡以少胜多,堪称湘军中的战神。

此人之所以如此能战,第一原因是勇敢。理学是生死之学。因为学养深厚,他早把生死放在度外,所以打起仗来,从不怕死。胡林翼评 价“每战必先,忠勇冠时”,在他带领下,湘军树立起“踔厉敢 死”的风气。第二是经世致用,一直致力于有用之学。自创立以来湘军高级中学批了吗,理学就有空谈心性而不切实用的弊病。但是湖南理学一直提倡经世致用。罗泽南是以理学经世的典型代表,他对地形勘察与军事地图的绘制甚为重视,在尚未从戎之前,他就撰写了地理专著《皇舆要览》,“穷阴阳之变,旁及州域形势”。入军后,他注意实地考察地形,绘制地 图,选择有利地势来作战。第三就是因为理学功夫深,在极乱的战场 上,能做到不动心,所以头脑冷静,分析战况,分毫不差。有人问他制胜之道,他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曾国藩说他“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可以说是一个军事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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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泽南带兵的方式,也极有特点。他在营中亦不忘老塾师故技,“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每天白天打仗,晚上他把部下召到一起,教他们读书,给他们讲理学道理。“所部壮丁习刀矛火器之暇,以《孝经》《四书》转相传诵。每营门夜扁,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以为村塾也。”故有人说:“湘军自讲学起,修道为教。”曾国藩也说:“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

后来,罗泽南在攻打武汉时,被炮弹弹片击中额头,重伤死于武昌城下。临终之时,胡林翼赶到战场,见了罗泽南最后一面。此时罗泽南已经“神散气喘,汗出如洗”,但仍然一语不及私事,只谈军政学术,特别嘱咐胡林翼说:“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胡林翼也不得不感叹“其心术学术,不愧名儒”。

正如梁启超所说:“罗罗山、曾涤生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

所以曾国藩选军官,特点就是“选士人”。选士人的下一句, 是“领山农”。

什么叫“领山农”呢?

绿营兵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那些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兵源不好。中国传统时代有一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兵的大部分都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或者游手好闲之人。“良民有职业者,皆不肯应募。其应募者,皆游手浮滑之徒,无事则坐领工食,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

曾国藩在这一点上也是反其道而行之,招收兵员,有一个原则,绝对不收当过兵的人,不收退伍军人。“不杂一卒,不滥收一弁。”因为他怕这些绿营兵把绿营的习气带到湘军中来。所以他招募的人以“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主要收纯朴的农民,而且是山农。因为中国有句古话,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所以曾国藩在选择人员上,很有特点。这些人组成了一支军队后,军风军貌与绿营兵自然是完全不同的:“勇丁帕首短衣,朴诚耐苦,但讲实际,不事虚文。营规只有数条,此外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事,不甚计较官阶。而挖壕筑垒,刻日而告成,运米搬柴,崇朝而集事。”

就是说,湘军军人穿得很朴素,一个个都能吃苦,只讲实际,不讲那些虚头巴脑的程序。军营的规定也很简单,军官们也不太在乎级别差别,只看谁负责哪一摊事。如果要扎营,当天马上就能完成。要运米运粮,也比别的军队做得快得多。

曾国藩对自己的这些做法也很得意,他后来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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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兴以来,多以意见不合、将卒不和贻误军机。臣等一军……其管带之员,文职多择取士绅,武职多拔取末弁,有夙昔之恩谊,无军营之气习。……文与武和,水与陆和,兵与勇和,将与卒和。……全军二万人,几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之生于其间。

曾国藩后来就是靠这样一支军队,成了大事。

除了以上几点,湘军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重视政治教育。太平军是一支有信仰的队伍,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洪秀全深知

宗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性。太平天国规定,加入太平军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掌握教义:“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虽然战事倥偬,但是他们坚持每天早晚都要敬拜上帝,每七天举行一次集体礼拜。礼拜之时一定要虔诚郑重,“凡闻锣不至或稍涉嬉戏者杖责数百,无故缺席三次则斩首示众”。太平天国还建立了“讲道理”制度,即定期将军队召集在一起训话,以通俗的语言湘军高级中学批了吗,理论联系实际,来进行深入浅出的思想动员,要求他们放弃杂念为天国事业忘我牺牲。

思想政治工作对太平军战斗力的提升作用极大。关于太平军的士气和精神状态,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广西军务的赛尚阿深有感触。他说:

粤西股匪虽多,本以金田会匪最为顽狡……此股会匪与他游匪迥不相同,死党累千盈万,固结其坚。……一经入会从逆,辄皆愍不畏死……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奸细,加以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移。

时人对太平军的这种精神状态记述颇多。比如《武昌纪事》也说:太平军“或临阵,或患病,举凡一切事,皆对天祈祷,口喃喃求天父默佑,所谋遂意。祝毕,赴汤蹈火在所不顾”。《金陵纪事》则说:“其胆皆泼,心多入魔,目直视若痰迷者。”“视死如归,赤身扑敌。”这种精神力量显然来自对宗教的虔信。

要对付这样一支军队,湘军也需要有自己的政治教育。

在曾国藩创建湘军以前,中国的正规军队是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说的,而曾国藩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力量的人。他知道,物质力量是有限度的。他说:“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也就是说,真正厉害的将军,不仅要搞物质刺激,还要抓住这支军队的心灵。

所以曾国藩建立湘军,还有一个重要的创新,就是他非常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曾国藩把军队的训练,分成了“训”和“练”这两个部分。所谓“训”,就是“训话”,也就是政治思想教育。“练”,才是练习军事技术。“训”和“练”相比,曾国藩更重视“训”。

如前所述,他每逢三日、八日,就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严明军纪,不得扰民。为了达到效果,他确实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 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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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放在军纪上。他苦口婆心宣讲的主要目的是“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除了宣讲之外,他还亲自编写了《爱民歌》,采用民歌歌谣的方式,进行爱民教育,这是曾国藩的一大发 明。

《爱民歌》说: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建立了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湘军就和以往的军队有了本质上的不同。蒋廷黻说: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别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我民族的至宝。……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支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我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建军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军日后的成功正是基于这些制度基础。

我们讲过,曾国藩是一个笨人,智商并不太高。为什么他能制定这些高明的思路而当时那些更聪明的人不能呢?这是因为他“不惮烦苦”,精心苦思。他能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然而他做事却非常高明。曾国藩的高明,就是建立在笨拙之上,建立在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1”“0”两个数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的吗?

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做参考。“智慧愈苦而愈明”,是他的切身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