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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至民国年间，要论军官的养成教育，非四所军校莫属。他们分别是保定军校、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和东北讲武堂。

在这四所军校中，要论出将军的数量多，黄埔军校毫无疑问地排在前列。

这倒不是黄埔的人才就是多，而是在1928年，蒋氏就明文下令，各省不得开办军校，只能开办黄埔军校的分校。那些有志于军旅生涯的人自然都汇聚到黄埔门下了。

要论哪所军校更具有职业风范，保定军校自然当仁不让。

在清末的洋务运动中，其中有一大项就是国防西洋化。

有识之士提出，既然要学西洋，那就应该学得扎实一点，国防要从娃娃抓起嘛。

于是，在清光绪31年（1905年）开始，全国各省纷纷建立陆军小学堂，招收15岁~18岁的少年，学制3年。

同时，又在清河镇、南京、武昌、西安分别建立了4座陆军中学堂。待到入读陆军小学堂的学生毕业后，挑编挑选合格毕业生进入陆军中学堂。

两年学习期满后，编成“入伍生队 ”，先在保定军校的分校过半年部队生活，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加以考核，合格者才能升入陆军军官学校。

3年的陆军小学堂，2年的陆军中学堂和半年的“入伍生队 ”，在加3年的保定军校，毕业后还要经过实习才能进入部队担任一个少尉排长，近9年的军事生涯养成了保定军官生们的军事素养。因此，军校毕业生都颇具军人的职业风范。

在近代，凡是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几乎都能在部队立住脚，并取得一定军中地位。

黄埔军校虽然后来者居上，但从1期到4期，短的只训练半年，长得也不过训练一年，军事素质是远不及保定军官生的。

别看黄埔1期到4期名将辈出，一个刚出茅庐才几年的毛头小子，在短短几年后就荣登师长、军长之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军事素质出类拔萃，而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正是蒋氏创业的艰难时光，蒋氏的基业也是靠着这批人打出来的。换句话说，黄埔1期到4期毕业生，是和蒋氏同患过难的，所以蒋氏才大力提拔他们。

要论存续的时间长，就要算云南讲武堂了，一直到了1945年的9月，才正式停办。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两点：

其一、龙云在1935年才正式允许蒋氏的势力进入云南，这还是看在抗战即将要爆发而做出的妥协。

其二、中国周边同样受到日本侵害的朝鲜、越南等国的爱国青年们纷纷涌入云南考入当时的云南讲武堂（当时称为黄埔军校第5分校）。在抗战爆发后，只有大西南的云南还算得上是一块安宁之地，能够让他们有条件学习军事。

这也是云南讲武堂能够存续较长的原因。

据统计，自1935年到1945年，共有200多名来自朝鲜和越南的青年就读于云南讲武堂。

一直到抗战结束后，云南讲武堂，也就是黄埔军校第5分校才奉命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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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黄埔军校的名将辈出、保定军校的职业素养和云南讲武堂的历史悠久，东北讲武堂就显得后劲不足，虽然兴盛一时，但却落了个烟消云散的结局。

东北讲武堂这个名字是张学良在1928年改的，它的前身是东北陆军讲武堂。如果再往前延伸，它的名字是东三省讲武堂和奉天讲武堂，或者称为奉天陆军速成将弁学堂。

之所以称为速成，是因为保定军校那种办学模式虽好，可却需要八、九年的时间，这让等着用人的新军如何能等得起？

何况，不仅新军需要大量的军事人才，旧军中也有一大批需要进行现代化军事教育的军官在等着培训上岗呢。因此，奉天讲武堂，也就是奉天陆军速成将弁学堂起的就是快速培训军官的作用。

不过，奉天讲武堂存在的时间不长，仅存在了一年的时间就更名东三省讲武堂了。

东三省讲武堂成立之初，仅有一个普通科。所谓普通科，也就是说仅能培养下级军官。在这个普通科中又分为了陆军和巡防两个班。教官都由东北出去到日本学习军事回来的人担任，比如奉军大将韩麟春就是教官之一。

参加学习的人几乎都是旧军中巡防营的一些现职的营官和哨官，也就是营、连级的军官。如张作相、孙烈臣、张景惠、汤玉麟等人都是东三省讲武堂的学生。

张作霖之所以把这几的这些老弟兄都塞进军校，一来是想让他们尽可能掌握一些现代化的军事知识，不然，恐怕连作战地图都看不懂；二来，也想让这些出身绿林的人镀镀金。

到了1919年湘军高级中学有几个班级，张作霖在东三省掌权了，他又把东三省讲武堂改名为东北陆军讲武堂。

东北军中所称的“东北讲武堂”出身，其实指的是张作霖改名后入学的。

在东三省讲武堂毕业的，在东北军中称为“老速成派”，而从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的，才称为“讲武堂派”。在奉天讲武堂毕业的，在奉军中属于边缘化人物。

在奉军中，除了“老速成派”和“讲武堂派”外，还有其他派。如陆大派，代表人物郭松龄；士官派，代表人物杨宇霆；保定派，代表人物王以哲。

可由于张学良是“讲武堂派”的代表人物，而又跟着出身“陆大派”的郭松龄亦步亦趋，整个奉军就由多个派系逐渐向“讲武堂派”靠拢了。

要说起郭松龄，在奉军中是个异数。

他本来就读于奉天陆军小学堂。按照清朝培养军官的流程，他应该走陆军中学堂、保定军校这条路。可由于郭松龄在陆军小学堂的成绩过于突出，被赵尔巽看中了，就越过了陆军中学堂直接被选拔到奉天讲武堂，也就是奉天陆军速成将弁学堂了。

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像李宗仁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他也是因为在广西陆军小学堂表现得过于突出，才被挑中直接进入了广西陆军速成学堂。而白崇禧和黄绍竑则是按照陆军中学堂、保定军校这条路走过来的。

毕业之后，郭松龄直接就当了军官。可松龄不满足于现有的军事知识，又考上了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因此，他也就成了“陆大派”了。

虽然奉天讲武堂和东三省讲武堂是一脉相承的，但也有新旧之分。郭松龄毕业的那个奉天讲武堂是旧的，而张作相、张景惠、孙烈臣等人毕业的那个东三省讲武堂新的。

郭松龄就是吃了这个亏，他毕业于奉天讲武堂，只差一年，就能和张作相、张景惠、孙烈臣等人混成同学。

要是能和这些人混成同学，郭松龄也不至于沉居下僚那么多年。

郭松龄吃了旧的亏，可有人却得了旧的福。

当时，东三省讲武堂的普通科分为陆军班和巡防班，陆军班主要是新军军官来培训，而巡防班主要是巡防营军官来学习。有位在日后当行了军令部次长的湖北人熊斌被推荐到陆军班学习。

可由于陆军班还没开课，巡防班先开课了。于是，熊斌就在巡防班旁听。可巡防班的军官大多数都是大老粗，字虽然都认得，可做课堂笔记、做作业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苦差。

于是，大家就都盯上了熊斌。今天你请吃，明天他请喝，都让熊斌来给他们做作业。一来二去，大家都混熟了，熊斌收获了他在军界的一大笔人脉关系。在以后的军阀混战中，他利用这层关系混的是风生水起。

可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在长城抗战后，没人愿意到北平去和日本人签订停战协定。这其中不仅涉及到日本人的问题，还涉及到东北军的问题，因此，无论是钱大钧还是何应钦都不愿意去。

蒋氏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得把熊斌派去了，这也是为什么熊斌以一个南京参谋本部总务厅长的职务竟然跑到北平去签了《塘沽停战协定》的原因。

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熊斌为此懊悔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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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当上了东北巡阅使之后，奉军的实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那些曾经在东三省讲武堂混过的“老速成派”们自然也水涨船高，都成为了奉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这并不意味着张作霖在东北就没有受到挑战，起码冯德麟和吴俊升就不服他。

这两个人是奉军中的2号和3号人物，手中都拥有不少的兵马，在当时的东北俨然是三足鼎立的局面。

为了打击冯德麟和吴俊升，张作霖也只得依靠“老速成派”的人，屡屡提拔这些人出任要职，如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等人当省长。

即便有些人，如汲金纯、汤玉麟、邹芬等人也有背叛张作霖的行为，但由于都是老弟兄，又都是出身“老速成派”，所以也都能获得张作霖的谅解，重新担任要职。

重用归重用，但军权还的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在这个问题上，张作霖除相信儿子张学良外，就没有相信过第2个人。

1919年，在张作霖改东三省讲武堂为东北陆军讲武堂，并且让张学良入1期学习，其实就是在给张学良搭梯子。

果然，张学良在东三省讲武堂1期毕业后，拉起了属于自己的班底，除像张廷枢等一批张作霖老班底的后代之外，像黄显声、刘多荃、王铁汉、常恩多、万毅、吕正操等人都毕业于东北讲武堂。

东北军发展到这个时期，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只要是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就会有一个好的发展，那些想要谋求发展的人又一门心思想要钻进东北讲武堂，这就造成了东北讲武堂愈发兴盛。

虽然当时东北军的高层仍然还有一些“老速成派”的人在把持，但兵权已经被“讲武堂派”掌控。

当时，东北军缩编，取消和军、师两级，仅保留旅，但这些旅级的部队长和团长几乎都是出身“讲武堂派”的人担任。那些老资格的“老速成派”都被张学良用高薪给挂了起来。

中原大战后，“讲武堂派”出身的东北军将领们更进一步。

当时，蒋氏为了拉拢东北军入关作战，许了大愿，把黄河以北的地方，全部交给张学良管理。

当时东北军管理的地盘有多大呢？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辽宁、黑龙江、吉林、热河八个省湘军高级中学有几个班级，同时还包括北京、天津、青岛三市。东北军迎来了全盛时期。

可东北讲武堂也有一个弊端，那就是毕业生基本都集中在东北军中，而不是像其他军校的毕业生分配到其他部队。

这也难怪，因为自张作霖割据东三省以后，东北讲武堂就已经是张家的产业了，招生对象也不是之前的全国招生，而是仅针对于奉军各部，张作霖岂会把自家花钱培养出来的军校毕业生送给其他人？

这其中就涉及到一个权谋的问题。以黄埔军校为例，由黄埔毕业的学生并不一定都分配到由蒋氏控制的部队中，而是其他各部都有，如粤军、川军、滇军、湘军中都有黄埔毕业生。

这里面的学问可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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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蒋氏正处于权力的上升期，急需扩大自己的实力，因此，他也有意识地把黄埔毕业生分配到其他部队掺沙子，只要蒋氏想要控制哪支部队湘军高级中学有几个班级，他往哪支部队里面分配的毕业生就越多。

一旦蒋氏成功地把其他军阀的某一支部队控制住，事先分配进去的黄埔学生就会很容易地把部队掌握住，而这支部队就会迅速地由“杂牌”变成嫡系。

而东北军则不同，由于部队实力强劲，占的地盘有多，待遇又高，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自己都不够用的，哪里还能分配到其他部队？

何况，当时的东北军在是否入关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同意见。“老速成派”认为，不入关参与，管好东北的事情就可以了。而“讲武堂派”则认为，应该入关参与，尽量扩大东北军在关内的影响力。

严格来说，“讲武堂派”要求入关的看法是对头的。不说别的，只要入关了，那么，讲武堂的毕业生就会打破只服务于东北军一支部队的藩篱，可以在全国部队中进行分配。因为毕竟东北已经“易帜”，东北讲武堂就属于国家的军事培养机构，而不仅属于东北军的军事培养机构了。

如果能让张学良多经营几年，待到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学生分配到全国各部队的时候，东北军的实力还要更进一步。

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一切都变了样了。

当时，东北讲武堂已经在黑龙江省和热河省建立了分校，又准备在北平也建立分校。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短短半年内，东北沦陷。当时正在讲武堂受训的第十一批学员还未毕业，只能逃到北平期望在北平继续上课。

可在1938年11月，张学良却宣布，由于困难当头，开学无期，东北讲武堂只能停办。

这个决定是东北军走向衰弱的一个根源。由于讲武堂停办，东北军再也无法继续向部队内输送新鲜血液，部队内的军官打一个少一个，而蒋氏呢，则是你少一个，我就给你补一个黄埔生。

张学良在位的时候还好说，他毕竟有个名义上的副总司令头衔，蒋氏在有些问题上还会给他几分面子，往东北军内掺沙子的吃相不会过于难看。

可张学良因背受“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下野后，东北军的处境愈发不妙起来。部队没有了地盘，粮弹无法补充，部队缺编无法补充，还要背上一个不抵抗的骂名。因此，很多东北军将士不堪受辱，纷纷回到东北拉起了义勇军的旗帜与日军作战。

这些回到东北拉起部队的首领大多毕业于东北讲武堂，都是东北军的中坚力量，这就更加削弱了东北军的实力。

此时的东北军早已经没有了在中原大战时期的风光了，已经由过去的高高在上变成丧家之犬，过去爬得有多高，现在就摔得有多狠。

“西安事变”后，尤其是在张学良送蒋氏回南京被扣押之后，东北军内部发生了混乱，军中的支柱人物王以哲等被杀，更加促成了东北军内部的混乱。再加上蒋氏的分化瓦解，强盛一时的东北军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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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张学良被蒋氏软禁后，东北军群龙无首，连起码的生存都要仰人鼻息，更不要提那座培养了近万名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的东北讲武堂了，哪里还会有它的生存空间？

于是，东北讲武堂和东北军之间由过去的良性循环变成了恶性循环，由于大量的东北军中下级军官不堪屈辱愤而离队，东北军中下级军官一度面临着用人荒，而东北讲武堂的停办，则更加加剧了这种用人荒。

蒋氏则利用这个机会，在抗战初期就把东北军拆分开来，使其无法抱成一团，更是利用东北军面临的困境，以编制换给养的手段逐渐把东北军的军权捞到了手。

到了抗战胜利后，东北军在名义上虽然还有4个军的番号，但属于原东北军的部队仅有第49军的105师和第53军的130师了。

自1931年11月东北讲武堂停办17年后，东北军仅剩的一支部队第53军在辽沈战役中覆灭，东北军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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